(十七)

之所以第一站选在湖南，完全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战争受害者都已经风烛残年、日薄西山，正在成批成批地离开人世，对他们的任何一次采访或者询问，都可能是最后一次。这次到湖南要拍摄的一个对象，我在最初策划这件事时就听说他身体很不好，我一边忙于游说，一边心里想着他，总在想：万一我做成了但他却走了该怎么办呢？还好，当我们最终能够成行的时候，电话那头他的儿子说：“老人还在，只是，已经不能出门了。”

他叫张文彬，是一个受害劳工。与刘连仁不同的是，他在被掳往日本前是一位八路军的干部。在日本，他是劳工队长，在劳工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因此也成了日本监工的眼中钉。某一天，他突然被捕，日本警察说，他是中国共产党派到日本搞破坏的，被判了刑，关在广岛监狱。美国投下原子弹那天，他和3个狱友正坐在牢房里，大白天看到电光一闪，然后天地一片黑暗，面前房屋全部倒塌，天光再现时，发现彼此的脸都变成了黑的。

他就这样变成了双层受害者：作为中国人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害，又在日本和日本人一起受到战争的另一种伤害。战后，他就开始经受原子弹辐射的折磨，一直到1992年查出了结肠癌。

张文彬的“原爆”受害者的身份是1992年被发现的，这一年，他被日本人请到了日本，日本方面确认了他“原爆”受害者的身份，发给了他“原爆”受害的证明，凭着这个证明，他可以在日本医院免费治疗和领取“原爆”受害的补贴。

但是张文彬拒绝了，他查出癌症后坚持回国，在中国做了手术。

我问：“为什么？”心里想：这老人该不是因为爱国而拒绝日本人的医疗吧？

张文彬的儿子说：“他在日本心情不好。”

他告诉我们，在日本，他们就住在广岛和平广场附近，每天出出进进都要经过那个广场。眼看着每天成群结队的日本孩子和青年被列队带到这儿来，进行他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张文彬老人就感到气愤难平，他们明明首先是加害者啊，可在他们的教育中，他们只剩下了受害这样一个事实。

而张文彬的“原爆”身份被确认，也成了当时日本的新闻。张文彬在日本期间，日本记者如堵，每天追着他拍照、采访，“原爆”受害的事实被人一说再说，此前受害的事实却绝少有人提及。

张文彬恼了。他不想让自己“原爆”受害的事实被人拿来说事儿。在采访中，他很不客气、很不讲分寸地说：“你不侵略，能挨这颗原子弹？”

于是，这倔强的老头不顾日本友人的一再挽留，决定提前回国，临走前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到当年劳动过的新泻码头看看。

没想到，这次故地重游，更重地伤了老人的心，从此他再也不去日本，连日后出庭也是儿子代表前往的――
张文彬在新泻找到了一座庙宇。当年，这庙里有一老一小两个和尚，此时，老的过世了，小的已经变成了老人。见到张文彬，当年的小和尚感慨地对他说：“当时你们支那劳工可真苦啊。你走了以后，天天都在死人，几个月就死了一百多，我们做道场都来不及。后来，劳工们生怕死后无人收尸，经常人还没死就挣扎着自己爬进棺材里。”

张文彬听了，久久不语，回到宾馆只对儿子说了一句话：“我不该来。”接着打点行装就回了家。

坐在老人对面，望着老人清瘦的面孔，我不敢问老人这四个字的含义。一生坎坷，老人却变得从容、安祥，说起话来不疾不徐，脸上始终浮着微微的笑意。但正因如此，从他儿子嘴里听来的这四个字才让我觉得痛楚彻骨。

更让我感动的是另外一件小事。张文彬到了新泻，第一件事是寻找一个日本女人。这是个日本老大妈，当年，她的家就住在码头附近。新泻的冬天，冷到零下二三十度，而张文彬们只一身单衣裤，外加一条麻袋。冻得受不了了，劳工们常在吃饭的时候躲进大妈家里，围着她的火炉烤烤火，或者烤一烤被连绵的雨雪淋湿的衣服。老大妈不懂中国话，但却始终和善而同情地看着这些远离家乡和亲人的男人们，有时候，还会给他们一杯热水。

这和善的微笑和炉火，让张文彬记了50几年。老大妈死了，她的子女还活着，张文彬执意找到了他们，并在老大妈遗像前敬了一柱香。因为中国文化里，有着这样一句话：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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