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10月26日一早，坐上去青岛的火车――日本“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律师团”的小野寺先生、高桥融先生、森田太三先生和另外几位律师定于那天到青岛，我赶去和他们会合，继续我的采访。

突然发现他们每次来中国都是周五，问了一下一直在义务给他们做翻译的朱女士，她告诉我，这么多年，他们总是这样安排他们来中国的行程：周五早来中国，利用一个整天两个半天在中国工作，周日下午返回日本(这次因为在北京要参加一个会，他们的行程延长了两天)。朱女士介绍说，在周一至周四的时间里，他们代理别的案子，用那些案子的收入，来维持这些诉讼的庞大支出。

中午下了火车，租了一辆出租车，马不停蹄地赶往流亭机场，正好赶上迎他们下飞机。然后就和小野寺先生继续乘着那辆出租车，驱车赶了一个多小时的路，来到高密刘连仁家――小野寺先生提出要亲自来给刘连仁扫墓，把初审胜诉的消息告诉九泉之下的他。事先，朱女士遵小野寺的嘱咐，在青岛给他买了一束白色的玫瑰花。

许多人是从莫言的《红高粱》中知道高密这个地方的。在莫言的笔下，“我爷爷”和“我奶奶”当年在这块土地上活得肆意汪洋、任性天然。当日寇踏进他们的家乡的时候，这些手持着大刀长矛的农民吹着娶亲的锁呐上了战场，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漫山遍野的红高粱。但今天我眼里的高密农民温顺而安静，庄稼收了，地里没了营生，人就在村头闲站着，汽车从他们身边驰过，引来几许好奇的目光。

刘连仁一家早就知道小野寺要来的消息了，我们刚进村口，远远地就看到一所红砖小院前站满了人。刘连仁高大的儿子把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太太介绍给小野寺，用浓重的高密话说：这是俺娘。老太太满头白发，身子还硬朗，小野寺通过翻译对她说：很遗憾没能早些来，没能见刘连仁最后一面。老太太却只是沉默着，听不明白一样看着他。我不由得为她着急，再看小野寺先生，似乎也有几分尴尬。

在屋里沉默地坐了几分钟，有人提议到院里坐，于是又转移到院里。小野寺刚要坐下，老太太冷不丁地抓住他的手，没头没脑地说：“你是俺的亲人啊。”一边说着泪水就顺着皱纹纵横的面孔源源而下。小野寺愣住了，随后，仍然抓着老太太的手，弯下腰，稍稍仰起头一动不动地、长时间地看着老太太哭泣的面孔。在那一刻里，院里的人都不说话，只看着他们一个哭，另一个默默注视。

老太太说完这句话就再没说过什么，而小野寺却没了当初的尴尬，继续在翻译的帮助下向老太太介绍着情况。其间，刘连仁的儿子过来，手里拿着一张委托书和一盒印泥，抓起母亲的一个手指在印泥里按了一下，然后按在委托书上。我们大家都被他逗笑了，只有老太太没笑，仍然看着小野寺，而小野寺则在她的注视下低下头去，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张面巾纸，拿起老太太刚刚按过指印的手指，帮她把上面残留的红印泥细细地擦了去。
刘连仁的坟墓离村庄有一里许，听说是县里的特批，墓地比旁边的坟墓要大。没有墓碑，只有一道青砖矮墙，围着一堆黄土。小野寺把那束白玫瑰献在刘连仁墓前，在墓前双手合十长久地默哀。

后来，有人问他那个时候在想什么，他说，他脑子里总晃动着第一次见到刘连仁时刘的样子。那时候他曾经对刘连仁说，总有一天，他会把胜诉的消息带给他，但今天胜诉了，却已是天人永隔、音讯难通了。

从刘连仁家出来，我们又在暮色中摸到另一个村，当年，这个村也有一个农民和刘连仁一起被掳到日本，后来和刘连仁一起从煤矿上逃出来。和刘连仁不同的是他很快就被当地的日本军警抓了回去，还被打坏了一条腿。如今老人年纪已经很大了，当我们进院时，他还拖着一条跛了的腿在收拾院里晾晒的玉米。小野寺详细地向他询问当年的情况，每一个细节都追问再三，一边问一边在带来的大本子上记。天迅速地黑了下来，他仍然摸黑写着。

当我们从老人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我们没吃晚饭，马不停蹄地往青岛赶，因为第二天，我们将在那儿和一些受害者以及受害者遗属见面。

(八)

27日，在青岛，在一次由中国学者和律师、中国战争受害者及遗属以及日本律师团参加的见面会上，我见到了几位中国战争受害者。对他们的采访，极大地改变了我原来的担心和歧见。

当年被日本侵略军强行掳到日本做奴隶劳工的，据日本政府自己的统计，不计途中大量死亡的，有4万之巨，而实际人数还要多。战争结束后，他们中的幸运者回到了家乡，但过去的的创伤远远没有痊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一生都生活在由此造成的贫困、伤病和政治的歧视中，甚至连他们的子女也因此失去了受教育和过另一种生活的机会，终生挣扎在贫穷和愚昧里。

岁月流逝，许多人已经辞别人世，活着的，也已经是风烛残年，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频率一批批在人世间消失。在会上，就有参加过劳工情况调查的学者说，头一年统计的数字，第二年再落实时就消失了一大半。早有日本律师介绍说，日本政府和当年的加害企业，考虑到自然规律，所以对受害者赔偿问题也多怀了几分侥幸心理，希望再坚持几年，人死光了，债务也就一笔勾销，也正因如此，中国许多有识之士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希望能对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情况开展抢救性的调查取证。但因为资金、因为人力，更因为有许多复杂的考虑，有关方面至今仍不见动静，任凭那些脆弱的生命负冤死去。

当握住来自山东诸城的王子安那粗糙的大手时，我的心里一动。面前的老人，慈眉善目，眉眼或神情里，不知哪儿总让我想起自己的老父亲。甚至，他们早年的经历也有几分相似：同长在山东胶东地区，同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投身到反抗侵略的战斗。但命运在那以后开始分叉：我的父亲一直战斗到抗战胜利，而王子安老人则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俘，随后被强送到日本做了劳工。如果相似的遭遇发生在我父亲身上，今天我会在哪里？

王子安老人手里拿着一个文革时流行的人造革提包，把手全坏了，包着黑布，用粗大的针脚密密麻麻缝着。说话的时候，声音不急不徐，微微笑着，带几分窘迫的样子，完全看不出曾经经历过那么多的苦难。但那温厚的讲述中，总有些东西让人动容。

谈到在日本做劳工时所受的苦时，他突然把话题一转，和善的目光看定了坐在他对面的几个日本人，说：“战争，给日本也带来多少苦啊。那时候你们国家实行配给制，哪有什么吃的？在我干活的那个地方，你们的老百姓吃什么呀？土豆和南瓜煮煮就是饭。”我正在记录，听到这几句话时，突然有点绷不住――这就是中国人啊，这就是中国人仁爱宽厚的胸怀。那个时候，他自己吃的什么？可他还记得日本人受的苦。

可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温顺和气的老人，数年间，却一直自费到处联络着当年生死与共的受害者，准备和日本政府打一场50多年来从来没有结束的战争。他仍然用那种平静的声音说：“我和他们几个商量，这官司可能打不赢，我们还打不打？”商量的结果是：打得赢也打，打不赢也打。语气仍然平和，字字掷地有声。一语即出，全场气氛为之一震。

来自河北的农妇王小扶是另外一种风格。她不是劳工，她是劳工的女儿，但她同样也是一个受害者。当年，日本兵到她家掠她父亲时候，她才5岁。5岁的孩子看到有人要绑了父亲走，哭喊着扑过去，一个日本士兵端起刺刀对着她就捅过去，在她肚子上留下一个伤疤。

童年时的这段经历，造就了王小扶刚烈不屈的个性。10年前，一听说有人和日本政府打索赔官司，王小扶就激动起来。当劳工的父亲没等到这一天已经死了，可留在她肚子上的那个伤疤似乎从来没有痊愈。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起诉，她只知道，那笔债，一定要让日本政府给个说法。

从那时候起，整整十年间，这位农村妇女靠自行车、靠两条腿，靠从一家人牙缝里挤出来的生活费，跑遍了河北的村村镇镇，到处联络当年和父亲一起受害的劳工。中国有那么多懂得诉讼的人，没人指点过她，中国有那么多有权势的人，没人帮助过她。甚至，因为她四处串连，当地还限制过她的活动自由。10年间，这位农村妇女在乡间的小路上奔走呼号，用她的激情、她的勇气、她的至死咽不下这口气的硬骨头。

这次到青岛，她带来了年轻的女儿。她说如果她死了，就让女儿代替她继续努力。那戴着眼镜的女儿，可能是顾虑到在座的有日本人，因此当王小扶说话的时候，她一次次去扯母亲的衣袖，提醒她要注意分寸。最后一次，女儿用的力气大了些，王小扶竟一把把她的手打开了，用很大的声音说：“别管我！不取得胜利，我死不罢休！”

10年中，她前后找过的人有3000多个，找到了几百名劳工或者他们的家属。3000这个数字把日本律师吓住了，他们用怀疑的口气再三问：“3000？”“3000！”王小扶一次次用肯定的口吻答。日本律师看着她窃窃私语，小野寺先生仍然用怀疑的口吻问：“你找到的劳工，记下名字了吗？”王小扶朗声答道：“我自己印了登记表，一式两份，一份留给他们本人，另一份找了他们的村上盖上印，全在我这儿保存着。”说着就把厚厚一叠表拿出来。日本律师这一回信了，同时发出了惊叹。在他们注视这位农妇的目光里，我看到由衷的敬意。

最近，王小扶终于找到了愿意帮助她的中国律师，并且和她联络到一起的受害劳工集体向河北高院提起了起诉。这是中国战争受害者在国内提起的第一起状告日本加害企业的诉讼。诉状去年递了上去，河北高院收下了，到现在还没消息。

后来，吃饭的时候，我和日本律师谈到了这几位受害者。我说：以前，我有种担心，总怕这些受害者因为一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没有机会受教育和见识更多的东西，会表现得不够好。可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令我自豪。日本律师频频点头，并且告诉我说，在他们这几年的工作中，这样的受害者他们还见过许多。“今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愚公移山。”他们这样说。

(九)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受害者都能像王子安和王小扶一样表现出应有的骨气。贫困和愚昧，原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因此，也就有了我后来这次永难忘记的、充满了耻辱的采访，采访的地点在北京，采访的对象是我前面曾经提到的那位代理中国慰安妇起诉日本政府的日本女律师。

她代理的慰安妇案2001年5月已经败诉，她又代理受害者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了上诉。她这次来北京，一是约见来自山西的一位小学教师，请他陪同几位受害者赴东京出庭作证；二是在一次中日两国共同召开的战争遗留问题研讨会上汇报慰安妇案的进展情况。她在北京一共呆一天半，热心的翻译朱女士硬在她紧张的行程中安排了一个晚上接受我的采访。

我到北京时她的飞机还没落地，朱女士建议我不妨等到这位女律师共进晚餐。可在此前青岛的两天里，我一直和日本律师们一起吃饭，而且全部是他们付费，这种情况让我心里很不舒服。因此，一到北京，我就坚决拒绝了共同进餐的邀请。

我在房间里等朱女士的电话，一边等一边思考着一会儿将要进行的采访。对这次采访，我早就渴望已久，原因是早有许多人从各个角度向我描画过这位女律师的形象。

她是一位法官的女儿，当她大学毕业参加律考时，日本女人当律师还是很稀罕的事。当时，一起参加考试的一共有3名女性，考官对她说：女人应该回家操持家务生孩子，把律师的位子腾出来让给男人做。她没作声，回过头却把考官的这番话向报纸捅了出来，结果引起日本女性上街抗议，闹了一场很大的风波。

此外，我接触过的中国律师和学者，几乎都不约而同向我谈过她，一再对我说：你认识一下她吧，她是值得你认识的。现在真有机会认识她了，但时间只有一个晚上。我想来想去，决定放弃准备采访题纲的办法，让这个晚上，变成两个女人之间随意的漫谈。

9点过，我接到朱女士的电话，来到她的房间。朱女士开的门，她身后，一个身材矮小、皮肤白晰、穿着一件棉毛衫、大约五十几岁的女人正忙着收拾行装。一看我进去，立刻转过身来，一边鞠着九十度的躬，一边用温柔的声音问候着。我知道，这就是她了，她和我想象的一样。

我刚刚坐下，心直口快的朱女士就用汉语告诉了我她们共进晚餐时发生的一件事：那位小学教师是这位女律师请到北京来的，因为她的当事人都年纪大了，行动不便，对这事了解比较多而且又有些文化的，就是这位教师了，因此，许多事情，需要他协助进行。朱女士告诉我，今天见了面，刚一坐下，小学教师就对这位女律师说：我的钱包被人偷走了，我的行李也被人偷走了。我现在身无分文，是把身份证押在宾馆出来的。于是她说：好吧，明天我把钱给你。然后进入正题，她向他介绍即将开始的二审情况，请他再度陪同她的当事人赴日本作证，当然和以前一样，所有费用由她来出。小学教师听了，第一个反应是：那你还得多给我点儿钱。她们老了，出门得买药带着。

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一直笑微微地坐在那儿，用和善的目光看着我，耐心地等着我开始。我看着她，想开口时，一时竟不知说什么了。

(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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