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些东西令我们泪流满面 4
2002-03-19 05:47:56
来源:星星生活

(十)

朱女士曾经告诉过我,因为是女性,因为担任着慰安妇诉讼律师团的团长,因为天性认真,她做这份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打官司的工作做得很累。只是,她不是个喜欢诉说的人,不知道我能不能从她那儿问出什么。感谢她的提醒,于是,我把当晚的交谈主题,定在她和受害者的关系上。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您做为一个日本人,一个日本律师,代理中国受害慰安妇与本国政府打官司,我相信,当您开始工作的时候,您和您的当事人之间一定有深深的戒备和不信任。我想,代理诉讼的过程,也是您和您的当事人互相了解、互相沟通的过程。那么,经过五六年的诉讼,您觉得您和她们沟通了吗?互相了解了吗?如果沟通了,了解了,那么,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如果还没有,您觉得原因何在?

我的问题令她沉思了许久。她是这样回答的:“我做为一个日本律师,之所以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打官司,一,是觉得这是一件正义的事,我应该做;二,我是为了日本,为了日本长期的发展――只有认真反思过去,正确对待过去,日本才可能有长久的发展。但是,我觉得,我的想法,很难得到她们(指中国曾经做过慰安妇的战争受害者)的理解。比如,我们觉得这场诉讼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钱,而当事人,对于钱的期待还是很大的。”

她从1995年开始接触到中国慰安妇事件。1996年代理几名受害者正式提起了诉讼,诉讼的对象是日本政府。她找到的受害者在山西,而她当时,还没到山西去过,调查取证的工作是委托中国律师协助进行的。她说,那时候,她只觉得这事应该和值得去做,但只有在1998年,她不顾一切阻挠,几乎是强硬地闯去了山西之后,使她了解了她以前无法想象的一个世界,也使她彻底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之所在。

她脸上含着微笑对我说:现在想来,当时真可笑。因为决心要去山西见当事人,因此从日本出发时,就想该买点儿什么礼物带着。想到当事人都是女性,她选择了最具女性色彩的礼物:当时日本新出的带各种香味的香皂。她还没说完我就明白了:“那地方根本没水。”

“对。”她苦笑着回答我:“没水,连吃的水都没有,我却带去了香皂,你想想有多可笑。”

一路的艰辛自不必说:她们从太原下火车,租了一辆汽车开往目的地。山路上几乎没办法行车,许多时候要步行。半路上,车还坏了,因此,坐车的时间不如推车的时间多。但她坚持前行,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看到那地方的时候,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她神情凝重地答:“当时的感觉,真恨不得把法官揪了来,让他亲眼看看这地方,看看生活在这地方的人。”

她说,来到那儿,她才真正体会到当年的日本侵略军罪行是多么的深重。“你想想,人生活在那儿,连吃的都没有,如果家里有一个女儿,就是人生唯一的欢乐了。可这唯一的女儿,还被日本士兵掠了去,遭受轮奸。一个人怎么可能干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干那样的事情?”

她的几位当事人,当年遭受的痛苦都不堪回首:如花儿般含苞待放的姑娘,最大的不满20岁,最小的只有13岁,被日本侵略者掠去后,几天的功夫,就在惨无人道的蹂躏中下体溃烂、全身浮肿。她们都是后来被家里人拿钱托人赎出来的,回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自己行走,要么被家里用萝筐抬回,要么象床旧棉被搭在驴背上驮回。也许可以把这段时间当成一场恶梦,但这种恶梦永远不会醒来。

她说:她的当事人就此被毁掉了。她们一生被过去的梦魇纠缠,却只能自己默默忍受,无法向任何人诉说!而且,从此以后,她们觉得自己活着都成了一种罪过,一生怀着有罪和自觉肮脏的心理隐藏在不为人注意的角落里。甚至连她们自己的儿女都不知道她们的痛苦,只是不明白自己的母亲为什么会经常无缘无故地发疯。

她说,作为一个日本人,面对着自己的先人做下的如此肮脏和丑恶的事情,她只有一次又一次地谢罪。

当天,因为车坏了,她们住在当事人家的窑洞里。她比划了一下,告诉我窑洞里的炕比宾馆的床稍大,那天,一张炕上睡了5个人,而炕的一侧,还躺了一个瘫痪病人。(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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