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她说：“面对看到的那种情况，明明知道拿钱不是好办法，但是，我们只有把能拿的钱拿出来。”

我想，她的错误就是这么犯下的。简言之，自从她第一次把手伸进自己口袋后，她就不得不一次次把手再度伸进去，哪怕她已经衣袋空空。

这些情况，大部分是我从别人那儿听说的。她是个说话很委婉的人，涉及的又是自己的当事人，所以，尽管我问，她却出言谨慎，不肯明白地告诉我。她只是说：她们对钱有很大的期待。

倒是一直坐在一旁陪着我们的一位日本年轻律师忍耐不住，接过了我的问题：“我们觉得，打这个官司，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当年日本人犯下的罪行，重要的是把事实披露出来，即使不能胜诉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她们只想要钱。她们总给我们提这方面的要求，从钱到各种礼物。”他还举自己的例子：“我在日本是个普通的律师，自从参加这个律师团以来，已经自己支出了2百万日元，可他们还是不断地要。以后我们还要不断地请当事人到日本去，我们很希望中国有企业能提供一点资金支持，但至今没人响应。”
我很尴尬，脸上发热。我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受害者本人会比他们的亲属好一些？

他俩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事实上，张口最多的，是他们的亲属、女儿、儿子、亲戚朋友、村里干部或者当地的小头头。

我又问：在受害者中间，有没有表现得比较好的？

他俩互相看了看，这位日本女律师说：其中有一位xxx，我们觉得很好。

我倍受鼓舞，赶快问：她的情况是怎样的？哪些地方让你们觉得好？

没想到，我的问题把他俩一起难住了，他们面面相觑地看着，许久没回答。

朱女士说：看样子也差不多，不然也不会让他们这么为难。

后来，那位年轻的男律师回答我说：我们觉得，她可以比较好地理解我们的想法。

我不再问了，不敢问了。我沉默一阵，轻声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我的同胞感到遗憾。但是，也请你们谅解他们吧。你们刚才说的想法，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而一生挣扎在贫困中的人们是很难把这种追求放在生存需要之前的。

他俩赶快鞠躬，对自己刚才的话表示道歉，并说：今天是因为你问，所以说的消极的方面比较多。而事实上，我们也在中国遇到了不少不顾自身利益而帮助我们、和我们一起奋斗的人，比如――他们示意正在为他们翻译的朱女士――我们和她已经成了好朋友。另外，经过这些年的诉讼，这些当事人也在不断地进步。

我很难责怪这些被日本侵略者毁掉一生的当事人。事实上，能把自己当年的屈辱公诸于众，能到日本社会上去披露这些事实，已经是一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想想诉讼过后她们和她们的家人将要面对的一切！)。但是，当一家人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你怎么可以苛求她们饿着肚子去表现气节？她们都是一个家庭的母亲。作为一个母亲，她们没能给她们的子女带来金钱、尊严和起码的温饱，如今，当年加害者的同胞找上门来，说要帮她们讨还公道，这些素昧平生的人能信任吗？如果是想利用她们怎么办？官司打不赢，他们当然是拍拍屁股走了，而她们除了让别人知道了那些丢人的事还能剩下什么？

从来没人为她们的长远利益考虑过，那么，她们抓住眼前利益又有什么错？

真正可恶的是另外一些脑满肠肥却欲壑难填的人。

日本政府一直拒不承认慰安妇的事实，因为连他们也知道，那是一种连禽兽都不如，世上所有的人都不齿的行为。后来，实在抵赖不过，又狡辩说那是当时的色情经营者的商业行为，政府没有责任。再后来，由政府发布的征召慰安妇的文件被发现了，他们再也无法抵赖了，于是从日本民间征集了一部分慈善金，说用这部分钱来慰问当年的慰安妇。韩国的慰安妇受害者当即义正辞严发表声明拒绝，韩国企业则站出来，宣布他们出资资助本国的慰安妇受害者。

我问：当时中国的慰安妇受害者表态了吗？

朱女士说：嗨，根本没中国慰安妇的事儿，日本政府压根儿就没把中国慰安妇受害者放在眼里！

我得承认，听到这句话，我长长地松了口气，对日本政府的气愤已经被另外一种担心盖过了：如果当时这笔慰问金里真的包括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相信，这些受害者，即使她们再需要这笔钱，但在周围人的劝说下也会放弃――她们已经被毁掉的个性使她们即使在谋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也表现得理不直气不壮。但是中国会有人像韩国企业一样出面说：不要他们的脏钱，我们来帮助你们！(续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