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采访进行了一段时间，在不时地被这些日本律师的勇气、毅力和正义所感动的时候，突然有种不自信的感觉：我是不是已经把他们理想化？我是不是犯了一般轻信的女人最容易犯的错误？访谈这种形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真实地了解一个人呢？

因此，每和一个与日本律师有过长期接触的中国人交谈的时候，我总有心地问：我相信他们是优秀的人。但我也相信，即使最优秀的人，身上也会存在着弱点。你发现了吗？那是什么？

一次，在与一个曾经长期帮助XML调查取证的中国学者交谈时，当我又一次这样问的时候，他马上答：发现了。我说：那是什么？严重吗？令你觉得不可忍受？他回答：是。不可忍受。“那么，那是什么？”他片刻也没犹豫，马上回答：实用主义！

他向我介绍说：当初，当需要他帮助调查取证时，XML对他非常尊重，非常殷勤。后来，当花冈事件进入调解阶段时，学者用不到了，XML开始什么事都撇开他。

听到这儿时我有点不以为然。我觉得，在调解阶段，有许多事情需要律师和当事人秘密讨论协商。不让当事人以外的人参与，是很自然的。

但是，后来花冈事件解决了，很长时间过去了，XML居然没有再和这位学者打个招呼，好象他从来没在事件中出现过。

我说：这有点过分了。你没找他吗？

他回答说：后来，在和一位长期参与此事的日本华侨通电话时，他毫不客气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这位华侨一愣，马上说：对不起，都怪我，是我忘了。

事情在后来由别人告诉了XML，XML终于来信了。

我问：他为他的失礼向你道歉了吗？

这位学者回答：没有。他只是简单地告诉我：花冈事件已经如此如此解决。把最后解决的文件寄过来一份。至于失礼的事，他一个字也没提。

同样一件事情，那位华侨第一反应就是道歉，尽管并不是他的责任；而XML，却连个对不起也不愿说，尽管他在别人的提醒下已经知道自己失礼。

我至今仍然相信，XML应该是日本民族中的优秀分子。但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人，当与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人相处时，他却从来想不到道歉，哪怕是他做错了。

我在想，考察一种文化的最优和最劣之处，可以从它最优秀和最低劣的分子哪儿考察起。如果一个民族的优秀分子与人相处时都有这种特点的话，日本这个国家对它历史上犯下的罪恶不肯道歉，那也是不奇怪的。

但是，把花冈诉讼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XML身上公平吗？

整整12年了，花冈暴动的幸存者们依靠着日本律师的帮助打着官司。12年的诉讼支出有多么庞大，全部由日本律师支付，而这些受害者心安理得。

中国有句话：吃人饭，看人脸。替中国人花了12年的钱，要让XML不产生救世主的心态，那也难。

当然，受害者们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无力支付诉讼费用。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趁诉讼的机会，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了日本。想过这和最后的结局间有什么关系吗？

并不一定穷就必然被人瞧不起。刘连仁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接触到的日本律师，无论是谁提到刘连仁，都一脸敬重，而他的诉讼费用也是日本律师提供的。

再者，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诉讼权利全部托付给律师？甚至，连调解书的内容都没弄明白就轻率地签了字。你自己不坚持自己的权利，还能怪别人替你想得不够周到？

还有，受害者本人贫困，而我们呢？中国的企业呢？中国的有关部门呢？在韩国慰安妇受害者与日本政府打官司的时候，韩国企业说：不谢罪就不要他们的脏钱！回来我们帮助你们！而我们中国谁这样说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花冈事件的结局，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难道没有责任？(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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