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蜂是湖南人，和我聊天摆“龙门阵”时，他常说“湘女多情”。但是，接触多了，他和他的诗文却让我感到，湘男也多情。

比之于苏杭和桂林，湖南的山水似乎显得失之于玲珑秀丽而显得野朴无形；较之于北京、南京、西京(安)，长沙又偏之于一隅缺少那些当年的国都帝宫皇陵的雍容华贵和隆重典雅，而凸显得形单影只。湖南、湘、楚，这个在春秋“战国七雄”时期“楚在南”的“南国”，相对于“在东、在北、在西、在中”的赵、燕、秦、齐、韩、魏诸国，从地缘政治和人文心理方面来讲，似乎是历史地处于一种对峙的状态。

然而，在中国历史的记录上，却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战国时代。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又有“宜将乘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国共蒋毛大战。历史像是给他们还了一个愿，把当年在乌江自刎时西楚霸王没有咽下的那一口气，在2000多年之后让毛泽东替他给咽了下去。

不平，于是历史上就有楚人屈原投汨罗江，有项羽火烧阿房宫，有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在北京菜市口问斩，有黄兴的72烈士在广州殉难的反清起义，有毛泽东的红军长征……

其实，哪儿都有不平。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是在中国的版图和历史上，如果套用荣格“集体天意识”的心理学观点来看，楚人、湘人、湖南人在这方面尤显得突出。他们在情绪的音阶上，反差极大。他们的声音极富弹性和力度。

不平，于是就产生悲剧，就有表现生命力、抗争、哀怨、凄楚，悲天怜人的悲剧美。就有《圣经》，就有荷马史诗《奥德赛》，就有屈原的《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等等。

在大英博物馆、卢浮宫，我看到，那些从地中海捞起的罗马石雕上，罗马人的头颅大都是呈15度角前倾低垂着朝向前方的，他们隆起的前额下的眼睛总是一只睁开，一只微闭。罗马人总是沉重地满腹疑虑地睁开一只眼来看我们这个所谓的光明世界！在那些罗马的石雕上，他们弯曲的脊梁、空蒙的眼眶总让我挥之不去地联想到我们中国西南山区那些苦涩的农民！

俄罗斯的诗歌是严肃而又沉重的，充满苦难和压抑，即便是翻译成了中文，字里行间，仍然流淌着列宾涂抹在画布上蒸腾着热气的鲜血；朗朗上口的斯拉夫舌尖音，即便是我这个中国人去听他们呤诵，那里面还是能让人感受到黑海的深沉，听到伏尔加河畔的船夫的叹息，刺穿耳鼓的高加索荒原上白杨树迎风的哀号。法国诗歌轻松而欢快，那里面满溢着地中海的金黄色阳光。然而，我却感受到那颗太阳从黑暗的深海中升起时，她苦难分娩着的沉默的垂死的每一夜的挣扎。都是开在死亡之上的美丽的花朵，只不过一黑一红而已。两者都是我的最爱，是我喜欢阿赫玛托娃、喜欢爱吕雅的缘由。

出国一晃已是十年有余，最近从网上的一篇批评文章里看到，一位上世纪80年代初我熟识的诗人在给一位我早年尊敬的、据说是现在已被喧哗和掌声汲干了诗泉的著名的诗人的一部诗集作序，并教授着读者要怎样用3种读法去读那部读者有些读不懂的诗集时，我的心里按捺不住地轻呼起来：呜呼哀哉！酸哉！迂哉！虞哉！

我眼前远处的黑暗中，陡然匍匐着当年鲁迅笔下那个衣衫褴褛的孔乙己，他仿佛还在那里对着一群孩子，喃喃地念叨着茴香豆的茴字的4种写法……

在今天的诗人比之于当年的意大利歌剧把咏叹咏叹到了吃喝拉撒更为先锋地把诗歌写到了下半身，把诗歌写成了下半身的“分行排泄物”的时代，真正地该是“‘诗人’存则诗废人亡”了！在这样的时代，面对着笔蜂这样的诗行，我该是怎样的心情呢？

“树为什么还站立着？/沿着我的踪影疯长/雨为什么披头散发？/如此轻抚眼角两旁/你如刀似剪的目光/划破柔蓝的海洋/……当天空失却了彩虹的信心/当春天也不知为谁开放/”
――笔蜂：《树为什么还站着？》

“远方的水磨石响了/该走的走该留的留/……/属于夜晚的人/和鬼对着歌/……/血色血香的歌/灵与肉的歌呀/”
――笔蜂：《属于夜晚的人》

读着摆在眼前的笔蜂的诗页，我从这些句子里听到很遥远的声音。

我听到那些当年镌刻在竹简上《天问》着、《九歌》着、《招魂》着的“虽九死而尤未悔”的屈子的声音，那声音还伴随着千百年来历朝历代，年年农历五月五日在中国的大江小河上，人们赛农舟时浆声涛声船影里时隐时现的屈子的孤魂。

有时，当面对着一些名人，我会提心吊胆地担心着他们一不留神时露出的虚伪。有时，我怕和他们的目光相对。然而，面对眼前的这些诗句，我却担心着自己的虚伪。我看见那一个个的字符，都是一只只眼睛，眈眈地盯着我的灵魂。

2002年1月・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