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21世纪的两大巨人”
2002-03-22 21:42:04
来源:星星生活

(续上期)

在越来越多研究中国和印度的学者中,哈佛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沈是其中之一,他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人口与印度相当的国家,而两国刚开始现代化的时候,穷困的程度都差不多。”“1940年的时候,两国的情况是如此的类似,一直到1970年代,两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都极为相近。因此,人们很自然地要问,从那以后,两国的进展情况到底怎样了。”

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是更好地实现了尼赫鲁所说的消灭“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的挑战。例如,从1960以来,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20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为69岁,中国妇女为71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岁。

在识字率方面,差别更大。尽管中国有十年文革的动乱,很多学校都关了,但实现了人口81%的成人识字率,而印度为52%。同时,中国的青少年已接近从前认为不可能实现的普及识字率。中国只有3%的青少年男孩和8%的青少年女孩是不识字的。印度则有四分之一的青少年男孩和几乎一半的青少年女孩是不识字的。

几乎在所有的经济类别上,中国都超越印度。从1990-1994年,中国的年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为12.9%,印度为3.8%;1994年的印度人均收入为320美元,只占中国的530美元的60%。印度也丧失了它从英国统治以来在铁公路方面占有的优势。中国刚刚完成了两条铁路,一条为北京-香港线,一条为上海-新疆线,现在的铁路里程数与印度相当。中国的城市,即使是在最穷的省份,也都在到处盖房子。

印度的高级外交官海达尔回忆说,当他还是驻北京大使的时候,中国宣布要在十个月内修好一条环城公路和十来个立交桥。他说:“之后我看到就像他们所说的。想想当我回到德里时,连我离开时所盖的那个立交桥都还没盖好,那份难过就不用说了。”

许多专家说,中国成功的关键是掌权以后不久进行的土地改革。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Jonathan D. Spence发现,就在1949年共产胜利后的那几年,中国南部和中部农业区有40%的土地从地主手中没收,然后重新分配出去,大约有60%的农民得到了好处。目前,在中国的乡村地区正出现土地改革的成果受到侵蚀的现象。中国农民仍然不许直接拥有土地,但是许多人已经占有大片他们经营和管理的土地,跟实际拥有没什么差别。

安徽63岁的陈兴汉,6岁的时候替地主打工,后来,他参加了革命,变成基层干部。现在他经营着省里最大的私人农场之一,大约200亩,是凤阳地区最有钱的人之一。他还有一所制砖厂和碾米厂。他雇用了133个人,包括13个农田手。他说他应归功于邓小平的“致富光荣”。他说:“我是个地主,但我是为农民服务的地主。我不是资本家,我要带农民致富。”

但是,在印度,除了少数例外情况(主要是富庶的旁遮普和领导的西孟加尔邦),印度从来就没有过土地改革。德里大学的莫汉提说:“同中国相比,印度的发展战略不能确保耕者有其田,大部分地区仍然盛行在外地主、合耕和暗藏地主制度。”

印度最富庶的两个邦――上普拉得什和比哈什――仍然受困于在外地主和佃耕这一几近封建主义的制度。新西兰前驻北京大使、最近才卸下驻印度大使职务的尼克・布里奇说:“我认为,中国占有优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经历了暴力革命,把地主杀了。印度仍然还有地主,扯国家的后腿。”

中国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拖到了1979年,等到邓小平实施农村承包制之后农民才能够耕自己的地,把收成卖到市场上去。但是基本的改革,革命时期进行的土地重新分配仍然基本没变。中国农民一旦从集体制脱离开来后,很快地就有钱起来。制度上一些中央化的公社式结构仍然保留了下来,帮助农民组织和协调各种工作。

印度一位著名的农经学家、印度“绿色革命”的建构人斯瓦民纳森说:“中国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进展,而我们没有。由于可以在单一的政党下进行社会动员,所以,他们可以更好地控制水源和实施虫害管理。”他说:“中国人对农业就业和非农业就业之间的就业创造有一套综合的办法,这是我们国家所没有的。结果是印度到处充斥着都市贫民窟,无地的贫民飘移到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过着最穷困的日子。”

中国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现代化也造成了多余的劳动力。大约有8,000万到1亿流动人口变成了主要城市的内部移民、打工仔、建筑工人和路边摊贩。但是,有好几份研究报告指出,另有1亿人口被周围的“乡镇企业”吸收了,这是印度所没有的。

莫汉提说:“从经济上说,中国比印度做得好得多的主要理由是两国经历了不同的革命后得出不同的政治制度。我认为,中国人从一开始就被迫去面对挑战。从1949年起,他们必须提供一些基本的经济需要来证明他们的革命是行得通的,这当中部分的原因是他们不断受到西方的攻击。”“在印度,我们也有崇高的价值。但是争取自由的结果是很大的妥协……广大人民的基本需要被拖后了。”

麦肯锡顾问公司的多米尼克・特克1995年主编了一部大的研究报告,比较“21世纪的两大巨人(中国和印度)”。他说,印度的民主制度在某些方面拖住政府无法刺激经济增长,举例来说,民主政府必须更多地注意通货膨胀问题和对“强大的既有游说势力”做出反应。特克说:“民主制度给你所能做的设限,压抑住经济,但它给你稳定。印度也许不会像中国一样一年增长12%,但会保有稳定。”

其他的观察家却不那么肯定。他们说,严格的经济分析没有看到的是等级、宗教和经济阶级之间日益扩大的分野。中国得以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国注意到了最基本的社会需要。因此,毛泽东虽然尝试达到最完美的共产境界,实行了普及教育和公共保健,并提高妇女的地位,但它也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

哈佛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沈说:“中国市场经济的力量是建筑在较早时发生的社会变革上的。印度是不可能不触及教育、保健和土地改革的社会变革就也一下子进入大流的,是这些变革使中国有今天的成就。”(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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