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在采访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时候，我常想，也许，只有属于东方文明圈的日本，才会哺养出像石井四郎这样的怪胎。

不乏天才、不乏意志、不乏勤奋；唯一缺乏的，是对人、对同类的哪怕一点点怜惜，对天条、对神灵、对道德伦理的哪怕一点点敬畏。

石井四郎年轻的时候，日本军方派他到欧洲考察。这位年轻的细菌学博士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发源地一点也没受到人文主义的感染，却对欧洲历史上鼠疫带来的大劫难兴奋异常。日本是个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当石井四郎发现鼠疫对人类有这么大的杀伤力时，他自以为找到了日本征服世界的武器。

事情过去60多年了，重读有关七三一部队的资料，面对细菌战受害者，我仍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什么叫令人发指？那么就请看一看日军七三一部队的暴行，想一想那些活体解剖、那些人体试验、那些成为试验材料的“马鲁他”……

可是，在这个文化中培育出来的怪物并不止石井四郎一个。前几天，我看了一段录像，录像上是一位七三一部队军医的忏悔。这位军医当时曾活体解剖了十多个中国人，当60几年后他真诚悔罪的时候，讲来讲去能回忆起来的只有第一次的解剖，其后的十多次，对于他，已经变成了日常作业，完全淹没在了记忆深处。
那一次，他们解剖了两个活着的中国人，被推进解剖室时，两个中国人都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年纪大的以一种认命的态度，当被要求躺上解剖台时顺从地服从了；而年轻的却一直在恐惧地叫，徒劳地往后缩。这时候，一个站在解剖台前的女护士对他说：“不要怕，一会儿就好。会给你打麻药，不会疼。”一边说着，一边回过头来，对第一次参加的这位军医吐吐舌头，得意地为自己的聪明做了个鬼脸。

这位军医在忏悔时拿出了这个护士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矮矮的、胖胖的、普通得像邻家丫头的女孩儿，一个应该是见了血就会吓得叫起来的女孩儿，为什么在将要解剖一个活人的时候还有心情吐舌头？是谁在她的血液里注入了这份残忍？
甚至我们把他们叫做怪胎也名不符实，事实上，像石井四郎、像七三一部队、像这位女护士，都是那个时期日本文化诞生的再正常不过的产物。

为做这部片子，我还阅读了一些日本军人的日记。你很难相信这是一些战时日记。从中，你看不到杀人给他们带来的心理上的压力和创伤，你看不到血腥在他们身上引起的生理反应――总之，他们杀人，就像他们吃饭、排泄、寻欢作乐一样，对他们自己的精神没有一点影响。

一位日本作家查了日军医院里6000份病历，6000份病历中只有两份可以看出是大杀戮造成了精神创伤。

甚至，在两份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士兵日记里，这两位士兵都津津有味地记录了白天杀人的过程，其中一个在同一篇日记的结尾，大谈自己晚饭如何吃了一顿煎牛排(天知道是不是牛排)，另一位甚至很诗意地写道：那一天南京的月色很美。

西方只知道纳粹对犹太人的残忍，但我在一本书上读到：某一天希姆莱到屠杀现场，亲眼看到了被杀者脑浆迸裂的场面，希姆莱当场面孔苍白、大汗淋漓，从此便刻意回避这种场合。

连希姆莱也无法安之若素的事情，日军的士兵和女护士却能享受其中的诗意和快乐。

在阅读这些材料的时候，我经常不得不停下来，让自己紧绷的神经得到片刻的休息。在那些片刻里，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去：在日本，也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明圈中，到底有什么元素，使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在一个时期内成为一种正常的现象？它和我们中国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许多事情有没有某种相像的东西？
(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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