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冈，日本九州一个温暖的城市。日本侵华未期，曾经有超过5000名劳工在福冈从事过奴隶劳动，奴役他们的公司的名字至今还如雷灌耳，这个名字就叫三井。2000年5月，16名幸存的中国劳工在福冈提出诉讼，被告是三井公司和日本政府。经过一年多的审理，今年4月26日法院将做出一审判决。3月2日，福冈日本律师团到北京和原告见面，针对4月26日的判决商量下一步的策略，我们也赶往北京采访，在那儿，我遇见了这名日本中学老师。

我后来想，在这个时候遇见这个人，也许是一种命运使然。

许多天了，一直心情忧郁。我的拍摄进展顺利，可我的筹资工作却一筹莫展。传来的每一个消息都令人失望。我自以为会打动人的那些理由，发出去却像进了黑洞，听不见任何声响。可上了路的车还得继续行进。车轮滚动起来了，我不能让它停下，但再走下去，可能面临着弹尽粮绝的危险。

有时候，我会问一下自己：如果一直没有资金注入，我该怎么办？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只能咬着牙对自己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开弓没有回头箭。但某种情绪却在悄悄地渗了进来，让我即使在忙得无暇吃饭睡觉的时候也觉得有一丝浸入心肺的悲凉。

一天，从一个拍摄地点回到家里，一个人面对熟悉的电脑独坐，突然想：你为什么离开了你熟悉的一切，闯入这个本来不属于你的领域？操这份你操不了的心？你本来不是有一种稳定的工作、优厚的收入和悠哉游哉的生活吗？

就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这个平凡的日本中学教师。

如果走在中国的大街上，没人能认出他是日本人。他和我们见惯的中国教师太像了，包括他不甚讲究的衣着，理得很规矩的头发，和脸上那种谦和的、甚至有点拘谨的笑容。他在福冈一所商业学校里做历史教师，这一生，都过着安安稳稳的、不富裕但衣食无虞的生活。一次偶然听说的事情改变了这位教师的生活轨迹――

1991年，他听别人说他所在的小镇当年有几千名中国劳工，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这事和他没什么关系，可他从此以后就开始调查，并且随时把自己调查来的事实告诉他的学生。开始，学生们对他说：“老师，这些事太沉重了，还是说点轻松的吧。”但是，他告诉学生说：“这是历史，你们应该知道。”

他带领他的孩子们走入了那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父兄曾经对外国人做过的事情。1992年，他带领他的学生来到东京，在东京华侨总会找到了当年被抓的中国劳工的名单。他们把在福冈的5000余名劳工名单抄下来，按照上面的地址往中国发了5000余封信。

5000余封信发出去了，但回来的只有一封。是一位死在日本的中国劳工的儿子吴先生。这位老师欣喜若狂，马上自费来中国找到了吴先生。他告诉我，那一天，他带着发现的名单到吴先生家里访问，当他和吴先生交谈的时候，吴先生90岁的老母始终坐在一旁，很仔细地听，当儿子为父亲客死他国伤心的时候，母亲的脸上却现出欣慰的笑意。

原来，当年丈夫突然失踪，从此不知下落，吴先生的母亲一直恨着他，以为是他把他们母子抛弃。如今才知道丈夫是被抓走的，是迫不得已离开了她，郁积了一生的怨恨一下子消散了，她知道自己不是弃妇，她是日本侵华的受害者，她为不幸的丈夫承担了家庭的责任。

这次访问一定使这位教师更加明白了自己工作的意义。回到日本后，他参加了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的支持会，数年中一直为支持诉讼而努力工作。近来中国18家媒体在联合寻找当年受害劳工，所依据的名单就是他提供的。

在采访中，我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普通人，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可能很小，你觉得自己工作的意义何在呢？

他脸上浮着谦和的笑容，这样回答我：“作为普通人，我也许制止不了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但一旦战争发生的时候，我不让我的学生再次参加战争。”

很平常的一句话，不知道哪儿击中了我。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又有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等着我。我的心仍然很沉重，但第一个反应却是咬了咬牙。

没人要求你这样做，是你基于一个人的选择。你是个普通人，你做不了什么大事，但该你做的，你必须做。不要自怜，不要怨天尤人。你可能失败，可能承受很多，但除此之外，你还有其它路可走吗？没了。那么，就这样走吧，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续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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