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12日，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宣判了中国山东农民刘连仁诉日本政府奴役劳工案，刘连仁的儿子抱着刘连仁的遗像上了法庭。当法院宣判最终结果的时候，为此案奋斗了6年多的日本律师都哭了……

本文作者赵冬苓在采访这些律师无偿为中国战争受害者同日本政府打官司的过程中，也无数次地留下了自己的泪水。在当今这个社会，尽管许多人心存冷漠，许多人铁石心肠，但读着下面这些文字，你会知道，在这个世界，在这个社会，仍然有人令我们感动，仍然有些事情令我们泪流……

自1995年5月花冈暴动幸存者在日本提起战后中国受害者第一起诉讼以来，至今已有近50起诉讼，在日本列岛从南到北各个法院审理着。另外，在美国，还有两起受害劳工诉日本企业案在艰难地进行中。在中国境内，受害劳工已经向河北高院提起诉讼，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素琴也向南京中院提起了名誉损毁诉讼；但这两起诉讼提起一年多了，目前这两地法院都还没予以受理。

在战争结束近60年后，中国战争受害者提起这类诉讼的意义何在？诉讼的最终出路在哪里？

日本律师团团长尾山宏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诉讼的意义》。文中，他站在一个日本国民的立场，对这些诉讼的意义有着非常好的阐释。他把诉讼的意义分为这样四个层次来谈――

1．作为中国战争受害者来说，提出索赔诉讼，这是他们个人的权利；

2．从日本的角度来说，诉讼的意义，在于使国家明确自己的侵略历史，只有国家承担了历史责任，才能和亚洲各国建立真正相互信赖的关系、得到其它国家的尊重；

3．从法的角度来说，促进在立法实践中国际人道和国际人权法理的进展，在法的实践中更体现出对人、人性、人的权利的关怀；

4．这是基于人类未来和长久和平的诉讼。

站在中国的角度，这些诉讼的意义何在呢？

在采访开始的时候，我经常为这些有良知的日本人的精神所感动，又为我的国家表现出的冷漠所遗憾，因此，包括在这些文章里，经常会流露出，似乎是日本人在帮中国人打官司，是中国人在接受日本人的帮助。但是，随着采访和思考的深入，我原来的认识已经大大改变。日本人在为他们国家的发展做着他们的事情，而中国人，也应该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这两个民族里追求正义与和平的进步人士在互相支持，共同追求人类的正义与和平。

尽管我们的祖国，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正因为如此，其中每一个亲身参与此事的人，才令我深深感动。包括那些原告们，可能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提出诉讼的动机，只是幻想着在受害50多年后能得到一点可怜的补偿，但即使是这样，他们也以他们的方式，支持了日本人追求正义的斗争，并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了这场追求正义的斗争中来。

但是，我们永远也不能幻想，中国的问题，可以通过日本人的努力得到解决，哪怕是再优秀、再正义的日本人。无论什么时候，中国的问题，最终的解决只能靠我们自己。

在我手上这部电视片开拍许久以后，有一天，我突然明白，我来做这件事的真正意义可能就在于此：我在以我自己的方式，试图承担起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责任，在试图让我自己的国家更美好一点。

那么，一起又一起的诉讼，中日间的战争遗留问题，究竟如何解决呢？

具体的解决方案，似乎已经有了蓝图：日本进步人士在争取日本国会立法，仿照德国的模式，建立赔偿基金，谋求对民间战争受害赔偿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日本民主党、共产党和社民党3个在野党曾就慰安妇问题两次在国会提出方案，都无疾而终，第三次又在提起。相信这个问题不解决，他们还会继续在国会里斗争下去。

日本法律界也提出了解决受害劳工和针对亚洲各国战争受害者的赔偿方案，正在谋求提交国会表决。日本的律师们对诉讼的前景充满了信心。前些日子我在北京正式采访小野寺先生的时候，他面对镜头，很乐观地表示：当初，当决定走上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的时候，他计划拿出十年的时间来做这件事。如今已经进入了第七个年头，一切如他当初设想的一样发展着。距当初所设的时限还有3年，他对此充满了信心。他说：“我们下了决心，一定好好干，争取3年内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

但即使能解决，也绝不会是解决了全部战后遗留问题。

中日间的战争遗留问题，事关中日的力量对比，事关日本的政治动向，事关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上的地位，甚至事关美国的远东政策、世界的格局，此外，更重要的，事关人类的长久和平和人类社会的未来。

我们可以说，当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复活是一种现实存在的时候，当日本政治右倾化仍然在继续发展的时候，当中国仍然不强大、不能令别人平视的时候，中日战后遗留问题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这也就同时意味着，中日之间的未来也不总是那么令人乐观，尽管我们曾为了中日长期友好放弃了战争赔偿。

对此，我们仍然要说：日本的事情，日本人自己解决。但作为日本的近邻，我们怎么办？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也许，这才是我们最需要问自己的――无论你生活在哪里，无论你在国内还是海外，无论你离日本是近还是远……(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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