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物的成功与否，在于他能否把握民意的流动。布希总统的单边主义政策问题重重，但他能够掌握民意，甚至引导（有时候是误导）民意，所以至今支持率仍高。但是，香港特首董建华受西方教育，却不懂民意的厉害，无视民意，导致今天的政治危机。本来，七一大游行，董建华应该当机立断，把二十三条立法压后二读，修改条款，择日再议。但他偏偏不是这样做，结果政治盟友弃他而去，迫使他延后立法，政治资本全部赌光。

其实，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就二十三条立法并非是什么坏事滔天，董建华会把握民意的话，完全可以不致招来太多非议。试比较九一一之后不久，美国和加拿大相继通过反恐法案，其侵蚀宪法规定的个人自由的危险显而易见。但是，布希政府把握住民众对恐怖攻击的忧虑心情，排除反对派的可能杯葛，一举通过该法，是危机处理的典范。加拿大联邦自由党政府追随大形势，以“落日条款”为缓冲，也顺利通过严苛的立法。要是港府也在那个时机下就二十三条立法，所遭遇的民意阻力应该小很多，所以港府可谓是错失良机，当然这样说，基本前提是肯定港府立法的动机是良善的，是为了香港的稳定，而不是为了让北京有法律借口来钳制香港的言论自由。

香港的民怨沸腾，不是单单因为董建华运气不好，上任后连续遭遇香港金融危机，瘟疫横行，美国经济衰退，还有竞争对手上海的快速崛起，也不是因为董建华施政懒惰，他的满头白发和憔悴自然是证明，最重要的是，6年来，董建华作为香港首任特首，北京中央政府力挺的对象，他自己本人没有很好掌握邓小平“一国两制”精神的精髓，没有掌握特区“特”的基本属性，没有掌握香港民众的民意，而是被“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传统思路限制住，加上他自己的“家长”心态，导致管治危机重重，决策错误连连，成为民众发泄不满的对象。

如果我们大胆假定，二十三条立法的时机，有董建华主动迎合北京之嫌。或许董建华认为，要香港稳定，一是让北京放心，二是预防香港出现各种动乱的契机，二十三条立法，正是阻吓的最好法律工具，但他没有想到，在香港经济如此低迷的时候，香港前景如此灰暗的时候，香港民众无法想象，他们最后的那点言论自由也有受到牵制的可能。

不但如此，董建华在民意如此反弹的情况下，也无法作出修订国安条例，延后立法的决断，硬赶鸭子上架，企图“生米煮成熟饭”，避免“夜长梦多”，但他没有想到，在现代社会，民意比什么都大，可以载舟，更可以覆舟，董建华无视民意，最终将被民意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