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斌在当代文坛似乎始终保持着一种“局外人”姿态。她以诡谲的想象力、超拔的智性与敏锐的感受力长久地构造着一个个由神秘的文化符码筑成的“别处”：从一个精神病患者眼中的世界，海火，到敦煌，中缅边境的佤寨，蓝毗尼城，我们从中读到的是体察社会历史文明与人性深层悲哀的别一种视角，她的小说如同美丽的珊瑚触角，向我们展示了当代写作“无限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她心爱的人物，则是具有透视人类灵魂的通灵性，堪破世情、揭示本真的“永远的精神流浪者””。她们的存在隐隐地构成与现代文明社会的紧张的对恃关系。对于徐小斌而言，写作既是一种“以血代墨”的生命需求，同时也是一次次以文化密码编织的智性游戏，她的小说由此成为智性与诗情、科学与神秘、象征与隐喻、回旋与变异、玄奥的形而上空间与深刻的女性经验等交织在一起的叙述怪圈和迷宫；犹如埃舍尔的绘画与巴赫的音乐，总 是在不知不觉中由异域回到当下，由神秘转入现实，又从现实过渡到更高层次的未知。

徐小斌是具有自觉的女性意识的作家，在历史与现实经纬交织之处，她大大加强了女性文学的深度与广度。 在想象力普遍匮乏的当下，徐小斌的小说以她遗世独立的姿态成为“梦想的诗学”。（法 加斯东.巴计拉）如果巴赫金关于中心话语意识形态神话将在世纪末破产的预言成为现实，那么另一种神话──神秘中心话语将应运而生，它将穿越世界，走向深刻的终结，在不可知的语言极地，召示着不断更新的自由降临。──这正是徐小斌向我们展示的世界，在九十年代世俗与超越，拜金狂潮与人文情愫，众声聒噪与“天籁之音”的冲突与对峙中，“徐小斌现象”值得我们足够的重视与研究──她弥足珍贵。

贺：你是比较早开始创作的，1981年就发表作品了。有你这样创作年龄的作家一般都和社会语境结合得比较密切，但你的创作却始终和社会语境以及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离得比较远，这样也很大程度地影响了你被文坛与社会的关注。我想请你就此谈谈你的创作情况。

徐：有一位批评家认为我的小说是“写作在别处”，我比较认同。作品有各式各样的分类法，从某种意义来讲，我的作品大概有两类：一种是迷宫式、寓言式的写作，如《密钥的故事》、《迷幻花园》、《蓝毗尼城》、《蜂后》等等，这类写作对我来讲是一种智力的挑战，让我迷恋；而从《河两岸是生命之树》、《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末日的阳光》到《双鱼星座》、《羽蛇》，则构成我的生命轨迹，可以从中窥见一个生命过程中深度的伤痛与隐秘，写这类作品是生命的需求，它是一种感官的写作，身体的写作，很疼痛，伤筋动骨。我很欣赏美国著名女性主义者苏珊.格巴的说法，她说“女性艺术家体验死（自我，身体）而后生（作品）的时刻也正是她们以血作墨的时刻。”“以血作墨”实在是对女性写作的一个准确的界定，比所谓“个人化”要准确得多了。你知道，在一个人迷恋于“以血作墨”的时候，他是不大在乎外部对他的关注程度的。

贺：我读你1983年写的《河两岸是生命之树》感到吃惊。因为在85年以前，吸引人们注意力的那些作品，往往把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对人的心理和情感的体验都带有一点夸张、漫画式的色彩。但在你的作品中，一开始就能开掘人的心灵深度达到那样的层次，具有浓郁的激情，这种激情我只是在《晚霞消失的时候》这样的我们称之为具有“贵族气”的作品中才有。可以说你一开始写作就显得比较成熟。那么小说写作的语言、形式以及小说本身的一些常识和经验，还有作家找到的那种能与本人的气质契合的叙述方式，你是如何获得的？

徐：这里面可能有比较复杂的原因，可能跟我的童年经验和一些后天经历有关。小时候我曾经是个很自闭的孩子，对成人世界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格格不入，好象始终生活在内心世界，以至外部世界的记忆变得支离破碎，尽管我也做过知青的尾巴，干过最苦的活儿，但并没有留下太多那个时代的痕迹，就象“没活过”似的。但是痛苦、恐惧与孤独在一个敏感的孩子那里必然会积郁成一种巨大的激情，在适当的时候寻找宣泄的渠道。写作当然是最佳渠道，因为起码是合法的（笑）。另外，可能启蒙得比较早也有关系。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给我讲了大量的童话，印象最深的就是“海的女儿”。早期教育的确非同凡响，“海的女儿情结”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还有《红楼梦》。9岁开始读《红楼梦》，初衷是为了偷尝禁果，后来就看入迷了，看成了神经衰弱，差点休学。那时狂热地喜欢看小说。特别在文革中，人们都风起云涌闹革命的时候，我却偷偷地看各种各样的“禁书”，《前夜》、《怎么办》、《牛虻》、《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红与黑》等等就是在那时读的，这些书又使我有了一种“十二月革命党人情结”（笑），后来又迷上了梅里美和茨威格。但是，这一切与当时的社会主旋律形成尖锐的对立和反差，这种对立与反差对一个正在跨越童年门槛走向少年的孩子来讲，是一种极大的刺激和诱惑，也形成了一种心理生理上的撕裂，这种撕裂很容易让一个孩子生出“反骨”。事实也是这样，我一直习惯于“逆向思维”，喜欢找出“别一种”思维方式来看待约定俗成的东西，这样的结果使我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倒霉，却对创作大有裨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自己的一些情感经历和生命体验，它使我想起达利的一幅画：海水象薄纱一般可以揭起来，“被剥离的海水有如被提纯的经验一般鲜血淋漓”。《末日的阳光》可以说是我最早的“被提纯的经验”。它写了一个女孩在时代的喧嚣中固守自己内心的一种美丽的不谐和音，那时我甚至有一种古怪的想法：纯粹的爱情不能是两个人的爱情，只有当爱情成为一个人的爱情时，爱情本身才能纯粹和完整。就象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那个女人用整整一生的时间来爱一个男人，而当她弥留之际才把这一切告诉他，男人拼命回忆，却只是捕捉到了一点零星的影象，以及隐隐的遥远的乐声。这种唯美倾向在我早期作品中比比皆是，在《请收下这束鲜花》和《河两岸是生命之树》中达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