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国门十几年，我无数次地梦到远走他乡。梦到的不是欧洲也不是美国，却是青藏高原。

那蓝蓝的天空，皑皑的雪山，一望无际的平川，那红红的晚霞，渺渺的炊烟，山间传来的驼铃声和悠扬的藏歌，是我永远的记忆……

我在那块土地上生活过七年，当过农民，大学毕业后又到自治州医院当过医生。七年在人的一生中不算太长，但却是我自19岁到30岁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我无数次地回忆，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我对那段经历的感受。那是一段艰苦的却是丰富的人生经历。

自我流放

1968年，我和我的同伴们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如火如荼地打派性仗的学校，奔向大西北。与那个时代无数遵从毛泽东教导的中学红卫兵一样，折腾完城市革命又浩浩荡荡地进了村。当时，我自以为是站在了一个历史的高度—为消灭中国的三大差别（城乡差别；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与工农结合。

虽然毛泽东精确地看到中国这个落伍的文明古国的病症：巨大的城乡差别,但他犯下了决策性的错误。不是以现代化建设缩小乡村，而是在扩大乡村和乡村人口。不是支持知识化，而是砍掉知识和知识分子队伍。他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思想推翻了蒋家王朝，但农村包围城市的建国理念却让他成了一个停留在农民意识上的悲哀的失败主义者。以至于三十多年以后的中国仍然存在着广阔的贫瘠的农村和巨大的城乡差别。

然而36年前，我绝没有这个悟性。我相信“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作所为的”。我满怀热情去寻找一个没有铁路，想逃也逃不回上海的地方去强制自己接受磨难。于是我们沿着当年文成公主进藏的路线，把自己放逐到了自古以来的流放之地－－青海。中国最大的劳改农场就在那片荒芜的土地上。

脱胎换骨

我们来到一个海拔三千米的藏汉回土多民族的生产大队。当地农民不要说上海，连西宁都没去过。老实说，农村并不缺我们几个劳动力，反而，由于高原日照的不足那有限的粮产还要多我们几个分食。但我们确实给农村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而老乡的热情关爱和坦诚厚道的天性不仅当时让我，一个家庭遭受重创的青年得到温暖，就是今天我也无法忘怀。

在短短的三年里，我做过从春耕，秋收，到兴修水利，运粮，积肥所有的农活。也当过赤脚医生，代课小学老师，建过电站，制造过农药。我骑过马，放过羊，也赶过毛驴车。这一切都没让我退缩过。高原的严寒和大风沙也没让我胆祛。唯一不能忍受的是卫生条件。我曾被臭虫,虱子咬得整日整夜无法入睡。半夜爬起来就着煤油灯光，一次就能在炕上，墙上打死三十几只臭虫。和老乡住在一起时，我们在一家老小众目睽睽之下，什么都不能洗就上炕睡觉（当地人一辈子不洗也不难受）。有时小主人在土炕的毛毡上刚屙了一泡屎，随便扫一下，就把被子铺上去了。那一夜的梦是没法香了……

可那时的我整天乐乐呵呵，无忧无虑，连家都很少去想。第一个春节，几个同学回上海了。我没钱买车票，留在村里带着一帮小青年排练春节汇演的节目。同学回来后给我捎来一包妈妈让带的水果糖。我美不滋滋地在田里分给老乡吃。一位熟识的老乡说：“你买糖了？你来这么久，我见你连一根葱都没买过。”我愣了一下，接着两行热泪刷地流了下来。他的话触到我的伤心处。因为父亲被关押，工资也冻结，妈妈一个人的工资要管全家几个孩子。离开上海时，妈妈给了我45元钱。我买了去西宁的火车票，又买了生产工具，便所剩无几。我已经很久没吃过可口的东西了。 没到青海前，我还再三嘱咐自己一定不要怕吃羊肉。可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过年时才分到羊肉，要省着吃才能多吃些日子。我每天不是吃煮土豆就是吃蒸不熟的馍馍（高原气压低）。本不会做饭的我，为了生活，到磨房磨面，轧菜籽油，拣牛粪（当燃料），挤牛奶都得自己做。后来我当了赤脚医生，晚上下工后给病人打针发药，往往会被留下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面条，让我快乐不已。

有一回我去放羊，正碰上放马的驻军，他们请我吃罗卜炒肉片和米饭。我很久没吃过米饭和菜了，一气儿不停顿地吃下了一盆饭，足有两斤。他们全看呆了，而我趴在一块大石头上，胃痛得实在动不了了。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免费的午餐不那么好吃。

第二年分红时，除了分到的粮，油，肉，羊毛，我还挣了16块钱，总算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所得，十分得意。于是我背着我的年货–一张羊皮和一堆羊毛，高高兴兴回家过年。

我风尘仆仆地从乡下被老乡用毛驴车拉到县城，乘长途汽车翻过日月山到西宁，再挤进超载的火车，四天三夜坐在车厢的地上到了上海。一进家门，保姆嫌我一身的羊臊气，不仅不准那堆羊毛进屋，我也得扒下里里外外，一拍一身土的衣服，洗了澡才能坐下。妈妈左看右看，“你的脸怎么象大饼？”原来瘦弱的我肿成了一个发面饼，额头一按一个坑。

不仅家里人说我变了，连我自己都知道我土得掉渣。就像老乡总喜欢摸我们身上的布衣服，说上海的布真软真细，不像他们又厚又重的羊皮袄。我一回家也东摸西摸，“哟，这床真软，比土炕可舒服多了。”“哟，电灯真亮，不像我们的煤油灯。” “哟，抽水马桶真好，不像我们那儿得蹲猪圈，猪狗围着转……”好像我从没在家里呆过，活脱一个土疙瘩。当我意识到自己已成了和这座城市格格不入的乡下人，我想哭—这就是我自己选择的路，一条脱胎换骨的“光明大道”？

重见光明

我是队里建立合作医疗制度的第一个赤脚医生。在培训了几个月以后，我就能给社员打针，开药，针灸和简单的急救。我真感到了自己的大有所为。

我还真救了一个小孩儿的命。他的头撞到脱粒机的马达上，造成颅骨创伤，急需输血。我连夜赶到医院，孩子在手术台上输进了我的O型血，得救了。而我由于缺乏营养，一直贫血，以后也一直没能通过捐血的标准。

那年头报纸上常宣传“铁树开花，哑巴说话，盲人重见光明”，于是我信心满满地送了一位双目失明的藏族老阿奶去省医院治眼疾。可是奇迹没有发生，光明没有到来。老阿奶当然不会感谢我。省城再好，她也看不到。医院的饭再好，不如她的糌粑香。床再软，不如她的热炕头。最要命的是她不能在地上大小便，便盆上床又便意全无。我只得扶着她到蹲厕,可忙乎半天眼看瞄准了，还是拉在了外面……我花掉了所有的钱，只得央求医院为贫苦农民免去了住院费。可我还是没钱买两张回程的长途汽车票，就跑到运输局去找往我们那儿送货的卡车。凭着我是上海来的知青和帮助盲人重见光明的感人故事，一位准备发车运西瓜的司机欣然接受了我的恳求。

那位藏族阿奶坐在司机旁边，而我只能在车顶和西瓜挤一块儿了。司机帮我在高高的西瓜堆里挪出了一个窝儿，我就躺在那个窝儿里。他用一块大篷布把我和西瓜一块儿罩住，又用绳子结结实实地捆牢，便上路了。五，六小时的车程，那解放牌在青藏雪山的公路上剧烈地颠簸着。我头枕着，脚踹着，身体四周撞击着的都是又冰又硬的西瓜。我一动也不敢动，一伸腿那西瓜能把我埋了，或是把我砸下车去。十一，二月的天，尽管司机停了几次车，要我下来活动活动，可到了目的地我已被冻得僵硬了，大病一场。好在村里没有第二个盲人了，否则，也许我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我虽无功而返，可给我们知青带来了几个大西瓜。以后，这位山东籍的复员军人每回运货都会来看我们，它运什么水果，我们就能吃到什么。我们路过西宁时还在他家住过，成了他一家的好朋友。这样的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创业的工人，教师，医生，复员军人，干部，我碰到过很多，他们是最早飞到高原的真正的山鹰，而不是我们这样的候鸟。

我最终从高原回到了上海，后来又到了欧洲和美国。而他们，我曾立志与之生活一辈子的当地农民，永远地留在那片土地上，世世代代……当然我相信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他们的下一代去过西宁，北京，上海，甚至也飘洋过海。我相信也只有这样，城乡差距才会缩小。

听到一些短期到北美访问的国人说：这边真没想象的那么好，高楼大厦还没北京，上海多。 其实，城市发达不难，哪一天中国的城乡差别也像美国一样小，哪一天农民普遍富裕，中国就真的步入新社会了。 虽然我们是那一段错误路线的牺牲品，而我从来没把那段经历看成是无为的牺牲。 那七年的艰苦经历让我一生受益，使我头脑里多了与生不具有的东西，使我感受到九亿农民繁衍生息的真实生活，使我温饱过后没有过分的奢望，使自己变得务实和理性。

平平静静是一生，磨难曲折也是一生。我不后悔付出的青春，不后悔见证了动荡的中国。没有那时冰封的冬日，哪有今日中国大地上的春意盎然？如果你忘记了青春留给你的深刻的东西，你就真的浪费了青春。白苦了，白活了！

我们曾经付出的青春应该是我们珍贵的永恒的记忆。

题外话：

在完稿后，看到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谈到中国的贫富差别。一位被采访者对此问题的解释是：“看看英国，美国，工业革命是很残酷的。当英国资本家要占地时，羊吃了人。我们要达到全面的市场经济，就得有人牺牲，就也得经过羊吃人的阶段。” 我不禁愕然，大概他和他的亲戚不该是被羊吃掉的人，否则，他不会说得那样轻松。 英国人的历史如果在中国重演，绝对比英国残酷得多－－中国有九亿农民。农民被吃了，谁来喂你？不等这个阶段过去，穷人就要造反，农村就要包围城市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富人和穷人都得到益处？过去让穷人翻身，就得铲除富人。现在有人又想翻个个儿，为积累资本牺牲一批人。我不能想象我们的现代化会把百姓推向深渊。 难道与时俱进就一定要全面否定我们的过去，要用一个时代来推翻另一个时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