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8日是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五周年纪念日。面对那栋至今残破的建筑，面对黑塞民众的淡漠，我们在回味那一段血色历史之余，更加体味了陶潜的诗作──“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国际先驱导报报道，对潘占林大使，许多中国读者并不感到陌生。5年前，他在电视上痛斥美国侵犯中国主权、炸使馆的画面，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对于5年前那个夜晚的前前后后，亲身经历此次劫难的潘大使并不认为那是一段尘封的记忆。

“当时真没有想到使馆会受到直接攻击”，潘大使告诉记者，当时想到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北约轰炸使馆周围的建筑物会波及使馆，因为距离使馆不远就是南政府大厦、使馆附近还有一座动力设计院，而当时轰炸范围所包括的一系列特殊地点也令一直关注形势发展的潘大使等使馆工作人员提高了警惕。他们开始采取各种防范措施，比如用胶条封住玻璃、晚上睡在地上或沙发背后……

据潘大使回忆，当时尽管轰炸仍在继续，但南斯拉夫人的生活秩序井然。在这种非正常的平静气氛中，5月7日潘大使主持召开了使馆安全小组会议，对第二部分馆员的撤离做了安排，并对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安全小组成员们认为：“八国外长会议有达成协定的可能，局势恐怕还存在着变数，大家决定再看一看，并报告了国内”。

当年《人民日报》记者吕岩松在回忆使馆被炸经过时，提到的“大使的一句话救了我们十几个人的命”曾令许多读者对爆炸发生前后那千钧一发的紧张气氛有了深切的体会，当记者提起这句话时，潘大使的记忆又一次回到了5年前的那个深夜。

潘大使回忆说，在那个深夜来临之前，使馆人员已经在爆炸声中敖过了40多天，每隔两个小时一次的轰炸频率使大家晚上得不到休息、白天忙得要死的使馆人员都很疲劳。“那天是个星期五，周末了，大家都想放松一下，十几个人凑到地下室打牌”。

潘大使回忆，当时由于战争引起停电，使馆一直靠自己的柴油发电机供电，为了节省燃料，当天夜里11点15分，使馆停止供电。当时有人向潘大使反映，今天是周末，能不能把发电机打开，让大夥多玩一会儿，潘大使看了看表说：“大家最近都很累，睡眠严重不足，还是早点休息吧，防止晨昏颠倒。”

由于没有恢复供电，使馆里的人也就没有再回到地下室。11点45分，一枚镭射制导炸弹从露在地面的窗户准确命中这个作为活动室和食堂的地下室。“如果当时不离开，最后牺牲的不是三个人，而是几十个人。”

至今在被炸使馆地下，仍然埋藏着一枚没有爆炸的炸弹。这枚炸弹所穿透的是与使馆大楼十几米之隔的两层大使官邸，就在它“光临”官邸的同一时间，官邸的主人──潘占林大使，刚刚回到二楼卧室，正准备休息。

“在使馆转了一圈，看看没有什么异常情况，我就回屋坐到床上，点上蜡烛看书。”潘大使记得，当时时锺大约指向11点45分。至今潘大使仍不能决定用哪个词来形容那股爆炸声更合适──“天崩地裂”、“地动山摇”、“一场大地震”，但潘大使肯定只听到一声巨响，而不是几声。据他介绍，后来许多同事都感觉听力下降，回国体检才发现耳膜已经变形。

手中的书本还没来得及放下，潘大使看到卧室的双层窗已经离开窗框、被甩到屋里；碎玻璃顷刻间覆盖了挡在大使卧床旁边的沙发；墙皮脱落；原本关着的门突然像不禁风吹的皮囊凸了出去……“我当时的反应是，使馆附近的建筑物被炸了，这是余波波及到我们。”

大使赶紧穿好衣服，从变形的门框之间挤了出去，看看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眼前的情景令大使心中一震，主楼烟火四起，巨大的预制板被掀起，原本在地下室的煤气罐挂在使馆周边的栏杆上……

“当时问究竟有几枚炸弹爆炸，我们也说不清楚”，大使是在事后勘察才知道是五枚，而且竟然有一枚就穿透了他的官邸，好在没有爆炸，“要不然，恐怕今天就不能坐在这里接受采访了”，潘大使笑道。

在意识到事故的严重性后，将人员和财产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成了潘大使面临的首要任务。为了避免困在主楼楼上的同事由于慌张从上往下跳，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潘大使站在院子里高喊：“同志们，不要惊慌，要镇定！”站在楼前指挥的潘大使至今记得，当时站在楼的旁边，如同守着炉子接受炙烤，呛人的烟雾让他几天后吐出来的痰都是黑的。

使馆同事在浩劫面前表现出来的镇定令潘大使至今难忘：大夥自觉地建立起两条“自救通道”。一条是把塑钢窗上的塑胶窗廉接起来，下到二楼，再通过竖起的梯子落到地面，大使记得，伤势比较重的使馆一秘曹荣飞(邵云环烈士的丈夫)和使馆办公室主任刘锦荣就是通过这个“通道”脱离了险境。

“重伤的先下、轻伤后下、没受伤的最后，秩序井然”；另一条是在使馆主楼的东北角，几个同事用床单结成绳子下来。闻讯赶来的南斯拉夫救援人员用云梯帮助困在五楼的同事安全落地，并陆续找到了几位遇难同志的遗体。

在讲述使馆自救过程时，潘大使透露了一个细节：最先通过第一条“自救通道”落地的不是被困在使馆里的人，而是最重要的国家资财。潘大使至今为之感动：“中国的外交官在生死关头，总是把国家的利益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

在营救过程中，警报再次响起，北约新一轮空袭又开始了。在现场的南斯拉夫救援人员告诉潘大使，第二次打击往往针对救援人员，而且杀伤力更大。话音未落，一枚导弹从众人头顶呼啸而过，击中了离使馆只有半里路的一座旅馆。

据潘大使回忆，当时地面比较混乱，使馆幸存者、救援人员和各种车辆混杂在一起，如果再有炸弹来袭，后果不堪设想。鉴于这种情况，为保证大家安全，潘大使决定使馆人员撤离到附近宾馆。

安顿好后，急于了解伤亡情况的潘大使立刻搭上一位记者的车赶往医院。按照医院规定，没有院长的允许一般人是不能进停尸房的，而当时天还没亮。潘大使硬是把医院院长从床上叫了起来，“当时感觉时间过得非常慢”。

看望了牺牲的和受伤的几位同事后，心情沉重的潘大使又立即返回了使馆，因为他发现死者和伤者中没有使馆武官，必须找到最后一个失踪者。但因为第二次空袭还没有过去，南联盟警察拦住了大使。

“我们里头还有人，请把你的手电筒借给我！”“你进去，第一危险，第二找不到人”，警察摇了摇头。正在交涉中，里面穿来令人振奋的消息，武官找到了。“你让我进去把他背出来”。大使再次向警察请求。“你进去背不动”，警察没有同意，而是叫来救护车将武官运走；但不管怎么说，大使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留下来也是一种考验！”当中央决定仍留下少部分使馆人员坚守岗位后，潘大使第一个报了名。“那时候在南联盟已经没有哪是安全的！军用设施、民用设施、甚至连外国使馆都炸了，还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

“应该说，留下继续坚守岗位，也是一种生死抉择”。潘大使记得，当时留下来的还有李银堂参赞、李军副武官、陈立二秘、张存良二秘和随员董健。

潘大使告诉记者，当时留守人员的压力是很大的，条件艰苦不说(尤其是与国内联系非常困难)，身心也多少都受到炸馆的影响；而回到祖国意味着安全、意味着休整。“我当时对他们说，面对两种选择，我宁愿选择留下来。外交官不光是西装革履，在生死关头，应该有不怕死的精神。”

潘占林先后担任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南联盟和以色列大使，2003年从以色列卸任回国，目前担任中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作者: 韩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