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胡锦涛在十六大上接任总书记、在十届全国人大上当选国家主席，中国政坛上早就人瞩目的“清华帮”的声势也就达到了顶点。但是中国古话说：“物极必反”，“清华帮”随即盛况不再。

清华大学，是有史以来中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到二○○四年，清华已经连续八年在中国大学排行榜上独占鳌头。清华人在政坛上十分活跃，更是一个街谈巷议的话题：五十年代以来，清华大学共为中国贡献了三百多位副部级以上的官员。

官方新华网在二○○一年清华九十周年校庆时正式发布的数字是：曾经或正在担任中央、省市党政领导职务的部分清华校友中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十一人、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五十三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七人、国务院总理一人、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六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六人、全国政协副主席八人、全国人大常委四十五人、全国政协常委七十九人、国务院正部长三十人、各省、市长，党委书记（正职）二十三人……

校长王大中曾援引美国政坛要人不少出自哈佛、耶鲁为例，很自豪清华与之相似，出了不少中国的高层领导人。然而，他却忽略了解释一件事：哈佛、耶鲁毕业生中步入政坛的，绝大多数是法律或经济专业人才，何以清华竟有如此之多工程师走红政坛？

★中国政坛的理盛文衰

谈到清华出政坛精英，首先要指出：中国的理工科大学，比文科大学出了更多的官场明星。统计文革中和改革开发放初期提升的官员，会发现科技背景的人才比人文背景的人才晋升得更快、更多。虽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党政系统法律、经济、管理专业出身的官员已经越来越多，但是在中共现任省部级以上干部中，仍然还是理工科背景的官员占优势。

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当然还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意识形态领域充满了炮火硝烟，人文学科、意识形态领域，不论在哪个时期都被视为“重灾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为一种危险的职业。其次，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翻过来倒过去地整人，差不多人人被人整，也人人整过人，都成了“老运动员”，恩恩怨怨也就积攒得更多更深。到了要确定提拔对象时，往往一个“乾净”的人、一个没有“民愤”的人也找不出来了。

此外，由于中共建政之后，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和教育受到现实政治权力的粗暴干预，教条主义盛行，很难说是进入了真正的科学的层面，使社会工作者沦为“政治的奴仆”，在民众中威信扫地；倒是科技工作者，因为离政治稍远，受到的干扰相对较少，而且毕竟所从事的工作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必须按照辩证法办事，不然就会遭到自然规律的即刻报复和惩罚，于是相对而言，学理工科的人具有了更多一点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掌握了更多一点的科学方法论，这使他们在政坛上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在整个中国在七十年代后期“战略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迎来 “科学的春天”之后，科技背景的人就行情暴涨。

★清华凭什么能成为“第二党校”？

即便有上述大背景，还是得承认：在中国数千所高等院校中，还没有哪一所像清华大学那样，连续不断地涌现出如此众多的政坛高官。不妨逐层看去：

在中共十三届政治局六名常委中，就有两名是清华毕业生：姚依林（一九三四年历史系）和宋平（一九三五年化学系）；中共十四大他们两人年老退下，新一届政治局七名常委中，新增加者也有两名清华毕业生：朱熔基和胡锦涛，朱胡两人又在十五大政治局常委中连任。

“清华帮”在政治局委员这第二层次权力核心中，也有不小实力。在中共十四届政治局中，除了朱熔基和胡锦涛，还有吴邦国（一九六七年无线电系，国务院副总理），王汉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来又补进第五名清华校友：黄菊（一九六三年电机系，上海市委书记）。十五届政治局中，王汉斌退下，又增加了吴官正（一九六五年动力系本科，一九六八年动力系研究生，山东省委书记），还是五名清华校友。

再往下一个层级：中央委员会，十四届中央委员中，共有二十九名清华校友，其中正式委员十八名，候补委员十一名。

十四大半年以后的八届人大和政协会议上，清华校友再次大出锋头：有一人任国务院副总理（朱熔基），六人出任国务院部长，他们是：国家安全部长贾春旺（一九五八年入学），广播电影电视部长艾知生（一九五一年毕业），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七十年代担任清华副校长），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一九五七年入工程物理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佩云（一九四九年社会系），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曾建徽（一九四八年电机系）。

到中共十五大、九届人大，政府领导成员中，因为体制改革、部门精简的关系，清华校友人数或有减少，地位却更加显赫：朱熔基接过了“宰相”大印，胡锦涛成为国家副主席。

★十六大“清华帮”空前也绝后

刚刚开过不久的中共十六大和十届人大产生的党、政最高决策层中的清华势力，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九人中，竟有四人属清华帮，占据第一、二、六、七把交椅，为胡锦涛，吴邦国，黄菊，吴官正。

比例如此辉煌，是空前的，同时也得承认，大概也是绝后的。什麽说“绝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一层，共有五人，除了上述四人，只另外有一个曾培炎（一九五六年进无线电系）；

中共中央书记处，七名书记中没有一个清华帮；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八人中，仅有一人是清华人，就是担任副主席的胡锦涛自己；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八名书记和副书记中，清华人也是“光杆司令”–书记吴官正自己。

再看国务院系统。在五位总理、副总理中，两人是清华人：常务副总理黄菊，副总理曾培炎；五位国务委员中，只有一位：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一九五七年进动力系）；

二十八个部委负责人中，有四个清华人，一个是胡锦涛当年同班同学、水利部长汪恕诚，一个是司法部长张福森，他与胡、汪同一年即一九五九年进清华自动控制系；第三个是教育部长周济，一九七○年毕业于清华精密仪器系；还有一个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他一九八五年在清华大学主修经济系统工程专业，获博士学位，后来他又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再看人大系统。曾经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清华人有：费孝通（一九三五年毕业，民盟主席），王汉斌和彭佩云夫妇，李锡铭（一九四九年建筑系、土木系，肄业），丁石孙（一九五○年数学系），周光召（一九五一年物理系）。

但是在二○○三年选出的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中，清华人只有委员长吴邦国本人。

曾经或正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清华人有：茅以升，周培源，华罗庚，钱学森，钱伟长，孙孚凌，朱光亚。而在二○○三年选出的第十届政协主席、副主席中，清华人只有两人：刘延东（一九六四年进工程化学系），农工民主党代表李蒙（电机系本科生和研究生）。

我们可以预测，政坛“清华帮”衰落之势还将继续，一家独大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多维周刊第216期 作者：文思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