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孙明经在西康建省的第一年就来到了这里，拍下了这些珍贵的镜头）

《康定情歌》让这座川西小城蜚声海外，然而还有多少人记得，康定曾经是一个省会，它见证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已经消失了的省份――西康省。西康地处高原，位于西藏和四川之间，有五十三万五千平方公里，比五个浙江省还要大。从1939年建立到1955年撤销，西康省在历史上只存在了16年。

西康省为什么建立又为什么撤销，一个省份为什么仅仅存在了16年，是谁在这块偏僻的土地上书写了这段历史？这些问题也许只有一个人能够给出答案――他就是刘文辉，当年的西康省主席。

1895年冬天，刘文辉出生在四川省大邑县一个农民家庭，兄弟六人，他排行最小。13岁他就考上了成都陆军小学，他在试卷上写道：“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必行非常之事” ，在场老师无不为之震惊。1916年，刘文辉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此后回到四川搞军事。他自称“多宝道人”，政治上八面玲珑，军事上才能出众，29岁就拥兵十几万，后官居四川省政府主席，风光一时。

可刘文辉怎么也想不到，首先向他下战书的竟然是他的本家侄子刘湘。1933年秋，叔侄大战如火如荼，这是四川境内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刘文辉腹背受敌，很快败下阵来，一路退到雅安。相传刘文辉的二夫人极为泼辣，她只身前往成都质问刘湘：“你到底要把你幺爸赶到什么地方去？” 刘湘一向惧怕这位婶婶，连忙回答：“那就让我幺爸在雅安待着吧。”

雅安位于成都和康定之间，是当年刘文辉进入西康的第一站。虽然没有被赶尽杀绝，但问鼎中原的梦想已经成为泡影。他用八个字形容当时的情景：“处境最艰，朝不保夕。”雅安的青衣江边，留下了刘文辉一生中最为伤痛的回忆。

来西康之前，由于常年征战，刘文辉和家人聚少离多。1934年以后，他陪家人的时间才逐渐多起来，儿子的记忆中增加了父亲生活的细节。

刘文辉在一种复杂的心情中度过了他的40岁生日，当地的神父送给他一句话：“生命始于四十。”

40岁的确是一个转机，那一年刘文辉当上了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由于以前参与过“倒蒋运动”，刘文辉与蒋介石隔阂很深。不过这并没有难倒刘文辉，他巧妙地与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疏通关系，最终如愿以偿。

主任的椅子还没有坐稳，日军侵略的战火就烧到了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康成了抗战的大后方。在西康抗日动员大会上，群情激奋，不惑之年的刘文辉流下泪来，他说：当兵就是要保家卫国，自己一直在打内战，因此“深感痛心”，当场捐款50万元，军民上下无不摩拳擦掌。为了响应“全民皆兵”的号召，刘文辉还特地训练了一队女兵，她们剪短发。1939年1月1日，刘文辉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西康省主席。他一上任就提出要“化边地为腹地”，争取在短期内使西康达到内地各省市的水平，更好的承担抗日大后方的重任。西康省份康定，雅安和西昌三个区，省会设在康定。这位骑马打天下的军人开始了他开会办公的政治生涯。

当时的国民月会各省主席要亲自到场，全体肃立，恭读孙总理遗嘱，静默三分钟之后，再由主席作报告分析形势。西康国民月会规模很大，场面隆重，戎装的军人，戴礼帽的官员，从百姓到喇嘛，从老人到儿童，每次月会几乎都是全城出动。

为了在西康脚跟站得更稳，此时的刘文辉做足了表面功夫来表示对蒋介石的忠心。偏僻的西康境内到处是当时流行的标语和蒋介石的画像，刘文辉还特意把雅安和康定最宽的街道都命名为“中正街”。

滔滔的河水成为刘文辉眼中发展康定的资源，他决定要建一个西康省最大的水电站。这个水电站前后共花了一亿元，刘文辉几乎动用了当时康定所有的银行资金，最后还自掏腰包拿出了一笔钱才凑足这个庞大的数目。发电机是从美国运来的，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辗转半个地球才到了中国。战时吃紧，刘文辉只好亲自跑到重庆，疏通各种关系，前后共花了两年的时间，到1944年孙明经二次进康之前不久，发电机才被运到康定。施工期间，刘文辉多次到水电站工地视察，这个水电站后来成为了西康省最大的发电站――大升航水电站，一直使用到今天。

当年县长赴任时带着刘文辉的口令：政府建设不得好于当地的学堂，否则就地免职。巴安县县长赵国泰还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书。

此时，刘文辉开始规划西康的发展远景，一次全家人去跑马山踏青，他对大儿子说：“爸爸以后要在这里建一所大学，一座医院。”

虽然西康后来没有能够建成大学，但刘文辉当时为不少学校捐了款，其中包括华西大学文学院。为了更有针对性的为西康培养人才，他还专门出资筹办了一个特殊的系――乡村建设系。

康定的“文辉桥”是刘文辉50岁时收到的礼物。退居西康，转眼十年，1943年在刘文辉50岁生日之际，西康省办公人员自行集资修建了康定的“文辉桥”和“文辉图书馆”。闲来习经、念佛，这位戎马半生的军人他什么时候开始信佛了呢？

西康地区民族杂居，多种宗教并存，其中以喇嘛教势力最大。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刘文辉不仅尊重佛教，还经常对西康地区的各大寺庙进行布施，安觉寺就是其中之一。

原始人力背运是当时西康主要的运输方式，山高水急，地势险峻，落后的交通严重阻碍了西康的发展。刘文辉认为发展交通是建设西康关键的一步。可修路需要钱，当时的西康政府拿不出这大笔的资金。为此，刘文辉一再要求国民政府拨款修路，但都遭到拒绝。此后不久，蒋介石却以修建康青公路为名，打算派遣中央军到西康实行兵工筑路。刘文辉先发制人，抢先派亲信取得了修路的指挥权。蒋介石无奈，只好取消兵工筑路的打算，改为民工筑路。刘文辉又一次成功地阻止了中央军开进西康，蒋介石控制西康的计划再次落空。由于无暇直接用武力解决西康问题，蒋介石与刘文辉的矛盾一直处于僵持之中。

1948年冬天，长孙的出生给全家带来了巨大的喜悦，可刘文辉显得心事重重，谁也不清楚他此时到底在想什么。解放战争已经到了尾声，何去何从，刘文辉必须做出抉择。

南京、重庆相继解放，穷途末路的蒋介石仓皇逃到成都，他打算集结西南的兵力，负隅顽抗。蒋介石佯装镇定，可一下飞机就要刘文辉等人立刻去成都共商国事。殊不知，刘文辉心中另有打算。

刘文辉回忆说：“来成都不久，我住宅的对门即出现了一连宪兵，每天出入都有无数双贼眼盯着。”蒋介石先要送刘文辉的夫人和儿子去台湾，没有得逞，就派人逼问“刘文辉你到底打算怎么办？”他早有准备，敷衍说：“我的主意本来早就打定了，我要同共产党拼，万一拼不过，就在西康当喇嘛。”

1949年12月7日，胡宗南部队晚上就要接管成都城防，形势异常紧张。刘文辉当机立断，下午立即出走。他没带任何行李，只有两个随从。到了城门附近后，刘文辉让空车出城，自己则从城墙的缺口爬了出去。他回忆说：“时我正在病中，气喘如织，汗流浃背。出城后我感到自己好像是脱笼之鸟，真有说不出的轻松愉快。”

两天后，一封通电改写了西康历史，刘文辉在彭县宣布起义，他后来回忆说：“彭县起义是我个人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土地改革开始了，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刘文辉已经不再是西康省主席，作为开明绅士，他在一次大会上发言说：“我以前是大地主，现在要无条件无保留地把土地分给农民。”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鼓掌的人包括毛泽东和周恩来。

1955年，西康省被撤销，原先所辖地区全部划给四川省。西康省从中国行政区划中永远消失了。撤省时刘文辉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刘文辉调入北京任林业部部长，晚年他增加了两个爱好：读毛主席著作；学习林业知识。同其他老人一样，含饴弄孙是他晚年的最大乐趣。1976年6月，这位老人走了。两年以后，他的回忆录结集出版，题为《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

晚年刘文辉从未提及过西康省，因为他相信：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三山相夹，一水中流，所以康定城每建一座新房子就要拆掉旧建筑，六十五年过去了，孙明经拍摄的这些画面已经成为绝版，而今康定的发展早已超越了刘文辉当年的构想。

（选摘自央视国家地理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