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中关系最早的先行者是传教士和商人。1888年加拿大长老会差遣古约翰牧师在河南省创建豫北差会，1893年加拿大卫理公会在成都创立了华西差会。据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传教高峰时期，加拿大在华传教士有600至650人。

在贸易方面，早在1906年加拿大向中国派出一个驻上海的官方代表，3年后，在上海成立了一个隶属于贸易委员会的办事处。当时加拿大作为英国的自治领，没有独立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外交大权全操纵在英国手中。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加拿大与中国才开始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加拿大与国民党政府建交还不到10年，国民党就跨台了。新中国成立后，加拿大一直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摇摆不定。加中关系中断20年之久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干扰，使中加关系历经波折。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加拿大的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取向主要受英国和美国的左右，对于远东事务并不重视。在远东，加拿大最早建立外交关系的是日本（1928年）。这种关系也多半偏重贸易来往，至于政治关系则受英美的牵制。直到二战爆发后，特别是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加拿大对华政策才有了大的变化。

在整个二战期间，加拿大的注意力仍放在欧洲，放在抵御希特勒德国对英国的攻击，对远东战事采取不轻易介入的政策。加拿大认为，它不像英美那样在在远东有它们各自的利益。

尽管加拿大对于参加远东战争的态度是消极的，但对于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却表现积极，主要原因是战后中国未来市场的吸引力。另外加拿大对华政策的改变也出于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的“推动”。罗斯福不同于丘吉尔，对中国抗日战争采取积极支持政策，这也影响了加拿大对华政策从消极转向积极。加中建交也是1941年12月加拿大对日宣战的自然结果。

1941年7月31日加拿大内阁作出对华建交的决定。中国表示同意，并于1942年派遣刘师舜赴加担任首任公使。1942年10月麦肯齐・金任命维克托・W・奥德伦少将为驻华公使。1943年奥德伦（1943-1946年在任）与随行人员飞抵重庆，创立加拿大驻华使馆。

1943年至1947年加拿大援华1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军事。1943年加拿大在同英国订立军事互助计划时也将中国列入。外援局首先向中国提供价值5200万美元的物资。可是加拿大援华行动遭到美国和英国的反对。因为援华物资须飞经喜马拉雅山“驼峰”（the Hump）运进中国，而这种航运事务全由美国人掌握。1944年2月加拿大第一批军火于温哥华 (Vancouver)装船，启程运往卡拉奇 (Karachi) 。

1944年3月加拿大外交部副部长助理休姆・朗（Hume Wrong）向加拿大外援局局长豪（C. H. Howe）提出审查援华计划时，豪不赞成中断援助项目，并准备第二批援华物资，不过主张所有物资可限定于小型武器和轻量军火。几经交涉，第二批物资方得启运。这是战时最后运出的物资，但运去的物资一直积压在卡拉奇和卡尔卡特（Calcutta），从未到达中国。到1944年8月加拿大援华项目只得宣告终止。

1945年6月美军战区司令魏德迈将军（General A. C. Wedemeyer）竟下令不准运出积压在卡拉奇和卡尔卡特的加拿大物资，并声言等到中国港口开启之时，方可启运。

战争时期加拿大对中国的援助受到华盛顿和美驻重庆的军事官员的阻挠。加拿大对华援助的份额实际上仅为3964万美元，只占总值24.7亿美元战时外援计划的0.02%。即使这个微不足道的数量也未全部实现。

二战临近结束时，国民党政府就对加拿大政府提出援助重建的要求。1945年9月间中国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赴加与加总理麦肯齐・金会谈。金考虑到战后中国的市场，不顾加拿大财政部长的反对，同意援华方案，但主张贷款数量不宜庞大。

加拿大政府鉴于1946年1月10日中国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而且继续完成战时中国预订的生产任务较为有利，加拿大内阁遂于1946年2月2日批准了外援局提出的贷款方案。

当中国内战重起时，国民党政府要求运送已经承诺的2500万美元军事物资。但要求更多的新的军事援助时，遭到加拿大拒绝，只答应清理战时所订的援助计划。1947年2月加拿大确定中国可以从加拿大战时剩余物资中购买军事物资。这个决定等于助长中国内战，遭到加外交部的反对。3月加拿大又决定禁止向中国出售军用物资。

但适逢美国决定取消军事物资禁运，对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府增加军援，可是英国仍维持禁运军用物资，加拿大政府在禁运问题上遂发生政策分歧，举棋不定。这时国民党政府趁机于1947年8月向加拿大提出购买蚊式战斗机等军火，要求答应价值250万美元的飞机以贷款方式赊欠，并支付350万美元现款。

虽然加拿大外交部仍然表示反对，但当时加拿大缺乏美元外汇，终于内阁同意了这笔交易。可是加拿大实际上并未得到美元现款，因为国民党政府要求这项交易列为贷款。

根据这项协定，1948年初，加拿大从战争剩余物资中拿出一批过时的蚊式轰炸机售给国民党政府。这是加拿大售华军用物资的最后一批。此后，随着中国内战的扩大，美国军援不断增加，而加拿大采取谨慎的旁观态度，不愿为美国和国民党政府火中取栗。从1943到1947年加拿大军事援华的行动告一段落。

加拿大军援的目的多少不同于美国。加拿大偏重于经济目的，不仅想以军事剩余物资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换取美元，而且还想插手战后的中国市场，所以在进行交易中，极力清除反共的腔调。

虽然当时加拿大驻华大使奥德伦竭力支持蒋介石，他的意见接近美国，但未得到加拿大外交部的重视。在内阁中，支持对华军援政策是C.D.豪，以及由他管辖的外援局。特别是在战后，他考虑最多的是维持加拿大军工生产，促进加拿大经济发展，同时处理加拿大剩余军事物资，减轻经济损失。

加拿大财政部和军工生产部在对华军援政策问题上，终于压倒外交部的反对意见，但其政治影响是与美国对华政策仅为小巫见大巫之别。这不能说不是中加关系史上的一个伤痕。

但加拿大在政治上没有走得像美国那样远，所涉及的贷款数目也较小，对于中国内战并未特别深陷进去。这一方面由于加拿大本身力量不大，不足以对中国内战产生从中渔利的贪婪念头，甚至认为它在中国的利益是极其有限的，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独断独行，全力支持蒋介石政权，也不容它人置啄。

加拿大政府实施迂回方式，避免在援华问题上与美国发生冲撞，只鼓励非官方渠道如红十字会和教会团体进行援华行动。1946年11月加拿大三家银行作保，重庆民生工业公司从加拿大借得1200余万美元，在加拿大制造9艘内河航行船只。

由于行为谨慎，涉足中国内战不深，在新中国成立时，加拿大在对华关系上处于较美国有利的地位。

（作者：杨令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