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特稿/作者：星学）文革时期，大陆医务界先是遵照“六-二六指示”：“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城市的医护人员轮流下去巡回医疗，同时也下放了一批扎根落户服务农民的。后来又传出要支边（支援边疆），将发配得更远，与其充军塞陲僻壤，不如流放到本省内的乡野之地好过一点。于是一些“先觉”者响应号召、“自愿”到基层单位工作。家父的一位学生、我叫他杜叔的便是一例。他主动辞弃了在优裕的海滨疗养院的职位，孤身去了贫瘠的沂蒙山区行医。

其时的教育界，“白卷英雄”风头正健，课堂里除“红宝书”外并不教啥，莘莘学子们照样年年毕业，然后上山下乡，没有前途与奔头。我父亲身为放射学家，已沦为“臭老九”，但不忍心瞧着我等少小辍学，荒废大好的光阴，便关起门来授我些医学理论，“不论哪个朝代，都得寻医看病，懂点医就比不懂强，艺多不压人”。我就开始自习他的专业书，包括基础、临床、影像学等。他又教我看X光片，诊断疾病等。

那年头上大学是无望无门的，但若“曲线救国”、凭点小技入医行搞点X线投照之类的活计，还是有机可乘的。这便是我们的指望与初衷，对日后我真委身了的救死扶伤之业的兴趣，就单纯源自于这谋生的本能上。

“纸上谈兵”一阵子后，需要“实战训练”，学用结合。家父想到了我杜叔，他那里天高皇帝远，规章不严，服务对象皆是庄稼人。杜叔回信“正好来与我作伴，没问题”，于是还在上着高中的我便翘课下野了。

我坐了将近一天的长途汽车，才颠簸到达了小小的公社医院。它依山傍水，座落在沂河边上，几排砖瓦平房，土墙一围，便成了方圆几十里山民们有病来投的保命圣殿。那里医生短缺，条件原始简陋，跟我曾去过的杜叔的疗养院相比，天渊之别，真不知杜叔是咋适应的。不过转而一想，不日我下了乡务农，这吃国库粮的小院，又算天堂了，就看怎么比了。至此，我开始了山乡学徒生涯。

卫生院的放射科有三闲屋，却只有杜叔一个大夫，做大小所有的事务。我头一回穿上了白大褂，跟班当起了小伙计来。从透视、拍片、洗印，到分析片子、写报告单等，杜叔一点一滴手把手地教我。系统的实习、锻炼，让死记硬背在脑里的书本知识变得活络起来，我的收获与日俱增，心中的喜悦冲淡了生活的枯燥和对家的思念。

不久我就能独立操作了，逢赶集日人多，杜叔要去内科门诊助阵，X光室便放我单飞。淳朴的村民们哪里晓得我的背景，一口一个“医生”的叫着，我虽然心里发虚，但也危襟正坐，俨然郎中架势。后来杜叔回老家探亲，行前跟院长打了招呼，让我独挡一面。也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小毛孩子我居然守住了阵地，兀自坐堂的日子里没出啥差错，领导还挺满意的。

在那个年代，卫生战线怪事联翩。统领杏林的是“赤脚医生”，一根银针、几把草药包治百病，连外宾访华都安排他们参观针刺麻醉手术等，展示文革的胜利成果。老教授、大大夫们威风扫地，做清洁工、接受再教育；医士、护士们则堂而皇之的看病、开方，叫作“谁说鸡毛不能上天”；招收些初中生就业，“床边培训”，从事护理、医技工作，名曰“以工代干”……。所以俺的暗渡陈仓也就不足挂齿了，都属于历史造成的“新生事物”。

直到届满中学毕业了，我才不得不离开山坳，返校办理毕业手续及分配事宜。又沾了刚出台的一项政策的光：多子女家庭可以留一个孩儿在父母身边，我幸运的免了下乡苦役，在城里的一闲仓库当了搬运工。而翌年我的两个弟弟一齐毕业，就作为“知青”双双上山当农民了。三年之后，高考制度恢复，我头批“中举”上了父母任教的医学院，正大光明地跻身医坛，成为了真正的大夫。

一丝遗憾的是，在我毕业留校时，因为父亲身为附院放射科主任，校方规定不允亲子同科，我弗能重操旧业，只好服从分配，身不由己的干了内科，难圆子继父业的夙梦。不过当初偷偷摸摸学的艺并没有白费，它使我在辩症时能自行阅读各类X线片、有一己之见，结合病情，诊治的更加到位，比起片面依赖放射科“单方意见”而定夺下药的普通医师来，得天独厚，加之记忆犹新那些本专业并不常涉及的其它学科知识，故在教学、科研中如虎添翼、游刃有余。十年之后，当我被收入《剑桥国际传记辞典》之际，自己颇感谢父亲对我的“私塾授业”、早期启蒙医教，感激杜叔对我从一张白纸开始画起的实践“传、帮、带”。

如今老父已进了望九之年，杜叔亦届古稀，我定居加国“悬壶济北美”，这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却如在眼前，山乡卫生院的情景清清楚楚，这段特殊的为医初体验永难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