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徐程）从花明楼到韶山冲不到三十公里，竟出了共和国两位主席。两位都是伟人不容置疑，但从历史地位、对世界的影响、以及功绩和个人才华上讲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因为两人意见相左对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衡量的，特别是文革这场浩劫。

网上有传陈云评价毛泽东的话，毛主席“建党有份，建国有功。治国无能，文革有罪”。我不知这话是否真的为陈云所说，但是陈云真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在1935年遵义会议时，陈云是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党内地位比作为政治局委员的毛泽东高。刘少奇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小平作为《红星报》的总编列席会议，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当然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党内地位的含金量好像偏低了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比“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更管用。遵义会议确定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新三人团，毛泽东只是帮助周恩来主持军事，周才是最后的下决心者，也就是说在军事三人团里，他应该是权利最小的一个。

但毛的性格使他成为下决心者，这与他当仁不让的性格是一贯的，也是和宽厚的朱老总，儒雅的周公大相径庭的。这种个性从正面讲是敢担当敢作为的大丈夫性格，而不是受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谦谦君子性格，这在当时决定红军生死的时刻是非常需要的。

这一性格决定了毛的命运，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命运。毛泽东在军内党内的地位可以说都是他争取得来的，甚至不是选举出来的，因为我发现无论哪次选举毛都不是最高票。毛好讲江湖义气，这是部份党内人士所不喜见的。毛泽东不管是谁，只要曾经和他站在一起，和他保持一致，或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他，都会不遗余力的维护这个人，不管他犯什么错误，人品多么有问题。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邓小平、刘少奇会越过张闻天、王稼祥、陈云、杨尚昆等一系列元老而成为党和军队最主要的领导人的道理了。邓小平在31年由于拥护毛泽东被关过牢，当时一起被整的还有毛泽民。至于刘少奇也是毛的“死党”，毛泽东思想就是他首先提出来的。

从刘少奇整编新四军回延安后，毛泽东对刘少奇是非常倚重的，刘的地位一跃超过了张闻天、朱德、周恩来。也是刘少奇提议毛泽东担任党主席的，并把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刘曾经三次成为毛的代理人，包括毛赴重庆时。在延安时，苏联的米高扬曾问过刘少奇，为什么你们把毛当成皇帝一样对待。刘答道：“毛泽东就是我们的皇帝，红色皇帝”。

一个至关重要问题是解放以后全国人民和各级干部是不是把毛当成红色皇帝，而毛泽东是不是自以为是红色皇帝。依笔者的看法，这种皇帝情结不仅存在于毛泽东本人心中，也存在于普通的党员和人民心中的。

一些毛的战友在解放后也渐渐地摆正了与毛的关系：刘伯承先交了兵权，去办军事院校，算是最早觉悟的。周恩来在一次被毛泽东狠狠地批评后，也把“亲密战友”的概念从脑中彻底驱除，定位于“贤相”，一直辅佐毛走到生命的尽头。陈云也是，毛一批评就称病，躲得远远的。彭德怀其实就是没有摆正这种关系，以为抗美援朝帮了老毛的大忙，就可以随便发表意见了。他一直称毛为老毛，因为早期都是平起平坐的。

平心而论，如果毛是皇帝的话，那他建国以后对待功臣和政敌的态度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仁慈的开国君主了，这一点稍有中国历史知识或者了解斯大林肃反情况就知道了。哪怕是后来对右派毛也是主张“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但是如果毛是皇帝的话，那么这场中国革命和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就没有区别了。

美国加拿大欧洲都有不少二战时期的老兵，和中国的离休干部相比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差多了。虽然那么好的待遇令全国人民有点心理不平衡，但都觉得很正常。然而，当时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是不愿看见这样的结果的，文革中他就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张国焘六十年代谈到文革的发生时，他认为毛刘除了权力之争外，还有意识形态之争，因为他太了解毛泽东了，毛绝对不愿看到形成新的官僚阶级，所以提出继续革命的理论。

其实毛泽东是太理想主义了，人们抛头颅洒热血地冲锋陷阵，还不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尽管有许多人确实是为了理想和信念而战，但那样的人后来越来越少。历史也不可重复，但我们可能会从心底里说假如怎样怎样。

假如，1953年毛主席自己提出的退下来的想法得以实现，那么毛主席比华盛顿伟大的多，他就真正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然而，1956年八大召开，刘少奇一共在政治报告中只提了毛泽东一次（单独），和七大的150次相比天渊之别。毛泽东委托田家英写的结束语，著名的：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其内在的含义不言自明。

1958年，刘少奇对彭德怀的讲话最有名的一句就是：“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我篡还比你强一些……”据说，毛泽东对这句话印象很深，文革初期，毛多次提到这句话。而据说柯庆施死时对毛说过，刘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灾难其实主要是由两主席的争斗缘起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