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贡到温哥华:一个越南华侨的逃亡历程
2010-09-01 18:34:11
来源:星星生活

编著注:作者黄启樟系越南华侨,现居多伦多。此为作者代其兄长录下的逃亡历程。

(星星生活专稿/作者:黄启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印支半岛的越棉寮三邦纷纷争取独立。越南人民揭竿而起,要打倒法国殖民政权,因而触发了印支半岛之战争。

战斗延续至1954年的春天,越南共产党统领的部队在中共大力支援下,攻破了法国最后防线–奠边府(Dien Bien Phu)。数万名法国士兵被重重围困,达成城下之盟,只得屈膝求和。

交战双方于同年7月20日在瑞士签署了日内瓦和约(Geneva Accords):法国由越南撤出,从此结束了它的殖民统治;越南一分为二,以北纬17度作为分界线。北方由共产党管治,实行社会主义。南方由美国支持之吴廷琰(Ngo Dinh Diem)政府负责,成立了越南第一共和国。

这是暂时性的安排,由全民选出执政党之后,南北再度统一。可惜历史的轨迹不一定会朝着这个方向走,往后的发展是无法预测的。

**风雨飘摇的南越政权

越南一分为二之后,不愿意接受共产统治的民众纷纷逃往南方,吴廷琰政府对突然涌到之大批难民一时穷于应付,后来通过官民合作妥善安顿。当年美国对越南伸出援手,提供大量资金协助越南独立后重建:政府积极拓展工业、改良水利,修筑公路;整顿法纪,打击贪污。政绩有目共睹。

越南人民遭受过太平洋战争的蹂躏和九年反殖民之抗争,极度厌战,因此渴望国家从此长治久安。日内瓦和约签署后南北和平共处了一段日子,并各谋发展,使前景露出了令人兴奋的曙光。

越南南方呈现一遍升平景象,经济欣欣向荣。我对前途充满憧憬,努力投身于事业,并打算早日成家。和情投意合的女友获得双方家长的支持,于1954年9月15日成婚,开始我们的新生活。

可惜幸福的时光转瞬即逝,苦难的日子再度降临。

南北相安的局面只维持了一个短暂的时期。共产党秘密在南方组织解放阵线,由黄进发(Huynh Tan Phat)担任主席,以武力破坏南越一切苦心经营的建设。他们先向农村渗透,运用乡村包围城市之战略,扩大解放区,令南方政府穷于应付。越南全面赤化只是迟早的问题。

形势急转直下,美国终于在1965年8月以军事介入,竭力阻止越共继续南进。战事由此不断升级,美越联军遭受到共军顽抗,战场上不时传出失利之消息。由于战事旷日持久,美国人民反战情绪高涨。美国民意否定了政府将战事继续升级之决定。

为了早日摆脱这场战争,尼克逊总统(Richard Nixon)任命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为特使,前往北京寻求各方可接受之停火条件,促成了在1968年召开之巴黎和谈。随后,一直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战事持续至1973年1月27日巴黎和约(Paris Accords)签署之后才终止。

根据和约的条款,南北越成为两个不同的独立体,美军必须在1973年3月29日之前撤出越南,一切国防任务将由南越军队自行负责。

签约后,零星之战斗仍然继续,事实证明和约形同废纸一张,对北越全无约束力。共军利用休战期间重整军力,于1975年春季大举南侵。他们轻取高原的溪山基地,继续南进,占据了百里居(Pleiku)和邦美蜀(Ban Me Thuot)两个省。

当时阮文绍(Nguyen Van Thieu)政权接受美方提供策略由高原各省撤退,保存实力以捍卫首都西贡。可惜阵前撤退使军心大乱,士气低落,兵民互相践踏,伤亡无数。继高原地区失守之后,其余省份亦相继落入共军之手,一时兵败如山倒。共军乘胜追击,势如破竹。南越战斗部队由此乱作一团。不出两个月的时间,西贡亦告失守,共产党从此占领了整个南越。

1975年4月30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阮文绍政权于完全瓦解,共产党执政。那时,越南有三千多万的民众(包括华侨在内)。

其实1975年三月底时,局势已变得异常严峻,有山雨欲来之势。到4月12日,由于战火迫近西贡,民众纷纷逃亡。鉴于形势,七妹夫立即安排一家五口搭乘直升机越过防线到达了公海,再由轮货轮转载往香港去,安全抵达了目的地。到4月24日,七妹夫和他的父亲约同我一家三口准备以同一途径离开。但由于战火已蔓延到首都的近郊,直升机无法起航,计划只得临时告吹。

想不到短短十二日之延误,却给我带来长达三年三个月毕生难忘的苦难岁月。这场噩梦直到我偷渡成功之后才告终结!

**南北统一之后

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后,首先对付前政府的军政人员,强迫他们接受思想改造。随后矛头转向资本家,没收他们的财产。很多有钱人被判罪入狱,华侨也不能幸免。

共产党对付资产阶级的手法层出不穷:首先盘点民间存货,把所有资产交由政府监管,并禁止一切买卖活动。同时实施货币统一政策:规定以500元旧币兑换1元新币;不论人口多寡和交出了多少,每个家庭只可领取200元新币,余数由政府保管。工农家庭按月可再取回20元新币作为家用,富裕的家庭则得不到这样的优待。

银行内的保险箱需在干部的监视下接受检查。户主只可取回一些文件,其余的如金叶、金条、钻石等贵重首饰、美金和外币一律都被扣押封存。如果数量过多,更会惹上麻烦。在严查细检之下,所有私人财富都会无所遁形。政府很快又进行另一次货币兑换:500元新币兑换1元更新之新币。如此下去,民间的存款不难一扫而空,变得一穷二白。

政府跟着又颁布新法令:要求所有中小型商业店铺呈上三年前之存货清单,按此追讨增值税。新政策一波未完一波又起,令人疲于奔命。一切措施都是要让老百姓囊空如洗才会罢休。

**前途茫茫

在兵荒马乱的时刻,我错失了逃走的机会,一家三口被迫留下来。面对新的形势,我得步步为营以求自保。未几,新政权推行地方选举,怎知我会当选为街坊组长,唯有慷慨登场。

组长要负责全组三十二户的事务。例如:传递政策,保持组员与干部之间的联系。我所属街坊之居民全部是华裔,大家同声同气,所以很快就和他们熟络起来,并了解他们的需要。

我热诚的服务和办事的效率获得了大众的认同,一切付出却没有白费,居民对我敬爱有加。在社会主义管治下的三年多,我总算勉强熬过了。

其实我志不在此,而是无时无刻仍在策划逃亡。偷渡失败使我心有不甘,但从不放弃。我曾向香港政府申请入境,都是无功而返。又尝试申请去法国,但机会更加渺茫。此生莫非要老死于越南不可?

政权更换后,大企业早已被打击得荡然无存,其他小生意亦被管制得奄奄一息。1978年初,政府突然宣布全面戒严,并委派人员逐家逐户去接收硕果仅存之中小型商户,重新登记存货,包括生财器具与家居用品。商人要准时交出铺户,还须前往新经济区去参加开发。

令出必行,无人幸免。下放名单上赫然有我在内。有人即时潜逃,成为了黑市(非法)居民。我宁可面对现实,并自愿担任组长,带队前往新经济区去。交换的条件是,儿子可保留户籍在西贡继续上学。

6月14日又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当天内子和我及同一命运之二十五户人家,无可奈何地被二十多辆大货车运载到名叫“伟清”的新经济区去,等待分配工作。西贡失守前后不过三年,其间所经历的变迁,不可胜数。

伟清(Vi Thanh)是芹苴省(Can Tho)一个偏远荒芜地区,与迪石省(Rach Gia)的水草平原连接。在离开芹苴省会之后,车队转入一条崎岖不平的小路缓缓而行。由于战争的破坏和日久失修,小路已破烂得不宜汽车行驶。

几经磨难之后,终于在傍晚时刻抵达了一个杳无人烟的荒凉土地。习惯了城市生活的我们立即感到有如进了人间地狱,不寒而栗。内子突然悲从中来,忍不住而嚎啕大哭。我们沦落到这个田地,所犯何罪?在漫长的人生路途上经历过无数世事沧桑,却从未感到这么绝望与无助。

夜幕沉沉,大家被安置到一个被弃置的军营去。那里没有水电的设施,门窗残破不全。它只有一个安全的进出口,其它通道都有地雷和未引爆炮弹的警告牌,提醒路人小心。危机四伏,使人心惊胆破。以此为家,往后的日子又怎样过呢?

既来之则安之,我积极地面对现实沉着应变。童年时在凤合市(Phung Hiep) 之生活经验如今大派用场。当年曾与越南人频密相处,颇了解他们的性格特点,所以较容易融入那里的主流社会。我积极与当地居民往来,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相互熟悉了,他们自然不会仇视和排挤我们这班外地来客。为取得他们的合作,我愿意在任何事情上多点付出,见机行事,尽量避免吃眼前亏。我俩全靠互相扶持,才可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平安度过了三个星期。

1978年7月10日正是我49岁的生日,内子突然想返回西贡老家去探望她朝思暮想的儿子,留下我孤独一人守在这里。五天后,她从西贡托人带来一张有儿子签名的字条,上面清楚写着:“火速回家”。

我感到事态不寻常,立即骑上单车直奔车站,把它弃置路旁不顾,刚好赶上往芹苴的最后一班汽车。到达芹苴之后,为争取时间接上湄公河的渡轮(Ferry Can Tho),路过三家姐之门而不入,再转乘货车连夜赶返西贡,到家时已是次日的零晨。

一踏进家门,赫然见到四名干部大模大样地横卧在客厅里,他们是来严密监视我家一切行动的,如此硬闯民居诚属可恶。儿子和这班不速之客人足足纠缠了一个月之后,才设法通知我。同样事情在尊重人权的社会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投奔怒海

急传我回家是因为找到了偷渡的门路,准备在7月19日出发,事不宜迟。一切安排由吾友李君和王君共同负责,他们用钱买通了干部,否则插翼难飞。路费是每人十五两黄金,朋友代我报了名,只须同意便可成行。

为了安全计,我四处明查暗访,以确定我们没有被非法之徒所蒙骗。首先我向三弟查询,怎知他一家已准备于7月17日启程。我又走访另一友人冯兄(现居悉尼),他也证实确有其事。

原来冯君秘密为共干收取贿款,曾经安排三艘渔船运载数百名难民(其中有我熟识的人)平安抵达马来西亚。他对偷渡的途径了如指掌,轻车熟路。我对各方面的情况了解多了,自然加强了信心。形势不容我再三考虑,否则会坐失良机。偷渡风险极大,但为了逃避恶政,不得不孤注一掷。

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按照计划于7月19日动身。当天清晨我对着四名监视我家的干部说,要带儿子到新经济区走一趟,以方便日后联络。他们信以为真,我便乘机赶到头顿(Vung Tau)市郊,与其他偷渡者在一弃置了的蛙人基地会合。

真是巧合,当天正是我们长子23岁的生日,却成了我告别出生地的一天。逃亡在即,我却没有半点离愁别绪,奋不顾身地勇往直前。我生不逢时,数十年绵绵不绝的战争,令我颠沛流离。越战后期更把我们苦心经营的产业无情地摧毁。心碎之余,走为上着。

黑夜来临之前,一艘大约35英尺长14英尺阔的破旧渔船徐徐驶向沙滩这边来。在茫茫大海上,它有如残叶一片飘浮着。当船靠近岸边时,眼明口快的内子突然哇的一声:为何我们的船是这么的细小,这么的残旧!

其实每个人都心有同感,但此时此刻又有什么选择呢?来到这一步已是许进不许退了,反正人生不外乎是一场赌博,胜是幸运,败是倒楣。留在越南无非死路一条,长痛不如短痛。大家怀着这份心情分批上了船,用生命作赌注,向茫茫大海进发。

不要小看这条船,92条生命从此刻起就交付给了它。天色渐黑,我们立即发动机器起航。同船除了四个越南人,其余都是华侨。我当时心情激动,忍不住向天高呼:再会吧,越南!三年多以来所受到之冤屈,从今将一扫而空。

原定的航线是先向东北往公海驶去,再转南走以避过昆仑岛之越南海军巡逻。但起航后不久即遇到狂风暴雨吹袭,海上巨浪汹涌,船在怒海中左摇右摆,只能缓缓行驶。大部份船上的人都因晕浪而呕吐,痛苦万分地熬了一整夜。风雨过后天气转晴,大家无不喜出望外。

船正在南行之际,右边远处突然冒出一个小岛,难道我们仍然徘徊在越南水域之内?正当怀疑之际,三艘渔船冲向我方驶来,来意不善。船主陈先生感觉情势不妙,他情急智生,下令开足马力以求脱险。对方尾随不舍,更向我方开火,幸好射程不达目标,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掌舵的青年人一时吓破了胆,船主唯有亲自出马。他胆色过人,有勇有谋,终于带领我们逃出险境。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用这句话来形容我们的命运颇为贴切。在海上飘流了三天三夜之后,终于遇上了好天气。在一望无际之大海里,船仍旧马不停蹄地朝着自由的彼岸前进,我们喜悦之情非笔墨可以形容。大家不再感到孤单无助,因为一群好客的海豚和热情的飞鱼在船的两旁穿梭往来,不离不弃地伴我而行,更带来了希望与勇气。

直至7月22日,船仍旧保持正常操作,估计我们当时的位置是靠近马来半岛的东岸。到达那里之后,马达突然不能开动,因此被迫停驶。船上熟识机器的人都忙着加入抢救,其他就竖起横额求救,希望来往的船只能够察觉到而伸出援手。大家分工合作,直至入夜。夜间我们尝试用汽油把旧衣服燃烧而引起熊熊大火,使目标更加显著。有些货轮可能早已发现我们的行踪,却无动于衷,因为察觉到我们是难民船,怕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船既然开不动,只能在大海上继续飘浮,生死由天。一时悲从中来,情绪激动的无不放声大哭,协助我逃亡的王兄亦不能例外。他哭着对我说:真对不起,约你同行本意是求生,如今却要你陪死。我无言以对,唯有紧握他的双手,举头仰望长天,祈求上苍显灵!

绝望地又度过一天,到了7月23日,海上仍旧一片风平浪静,大概上苍没有遗弃我们。在绝望中机仓突然传来隆隆之声,船竟然又能开动了!兴奋之情不能用笔墨形容。船行至黄昏,一座巨形钻油台突然在眼前出现。这非幻觉,而是真真实实从天而降的救星呀!

这是马来亚政府拥有之钻油台,对我们立即施以援手。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代我们检查机器之后,表示船不可能再开动,并协助我们登上钻油台。直至这个时刻我才相信自己已脱离险境。一场以生命做赌注的博弈到此圆满结束,很庆幸最后的胜利属于我。

** 否极泰来

7月24日凌晨四时,一艘大马巡洋舰把我们全体92人运送到柔佛州(Johore)新生港(Mersing)离岸一个名叫Pulotangga的小岛。它由联合国租用,岛上设置了一个难民收容中心,由联合国难民总署负责管理。岛的面积很小,南北约两公里,东西一公里。当双脚重踏陆地时,是当地时间晚上八时正。屈指一数,我们在大海飘流了124小时。其间不时面对死亡的威胁,是一次没齿难忘的旅程。

被安置到这个小岛的难民已超越四千名,大有人满之患。其中有不少亲朋好友在此相遇,大家都能守望相助。难民在岛上可自由活动,但不许与外界接触。岛上物质缺乏,生活单调。幸好与香港的七弟连络上,他很快送来衣物及其它日用品,可解燃眉之急。纵使生活更加艰苦,我亦没有半点怨言,因为自由可以抵偿一切。长夜已过,黎明在望!

我本来计划投靠已居港多年的两个儿子,后放弃了这个想法。加拿大成为了我们最理想的出路,所以在填报个人和家庭成员资料时,我刻意说香港没有亲人而唯一的是旅居温哥华多年的六弟,而他亦愿意充当担保人。

由于具备这个优厚的条件,我们申请移居加拿大获得联合国难民总署认真的推荐,在半年多之后就获得加国政府的批准。入境证到手之时是1979年2月17日。由联合国难民总署的安排,我们由吉隆坡(Kuala Lumpur)搭乘飞机,中途经香港再前往加拿大的温哥华。

从那天起,我的生命又展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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