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曹庆学）能来加国的技术移民，都是过了外语关的，但是落地找工时却发现远非如此。开始我以为是自己学洋文太晚的缘故，后来发现一些青年才俊托福考600多，照样提著录音机进课堂、面试时云遮雾罩的，明白了是分数与实际的脱节。

文革中“右倾翻案风”刮得部分中学恢复了教外语，我就读的那所“不幸”沦为试点，于是复课中便多了门学业负担。年少天性好玩，又因停课闹革命数载学心涣散，加上毕业即无业、上山下乡，主观上提不起劲来念书，不用说用这“鸟语”功了。

记得第一课，尚未学习字母和音标呢，就先朗诵“Long live Chairman Mao”，政治挂帅业务至极。往后的课文亦口号连篇，像“Down with imperialism”、“Serve the people heart and soul”等，索然无味。那阵子祖国对外不畏“帝修反”封锁，对内凡有海外关系者皆涉嫌“里通外国”整肃，留洋就更不用惦记了，客观上让学子对外文特别不屑，我较那些公然的白卷英雄还略强些、敷衍个60分交差。

暑期时，下放农村办大学的父亲回城省亲，检阅我成绩就看见英文分很低，语重心长：书到用时方恨少，不知到哪天就有用处，凡是开的课都得学好！”我还想争辩，他立马拉下脸来、不容分说：“孩子你不懂，就听我的话，大人是不会害你的”。没办法，只有从命。我不情愿地啃起洋文，等寒假他回来再查时，成绩已与别的课拉平。但是很快随着“反击风”得逞、不能“以生产压革命”，属于“崇洋媚外”的英文教学便歇菜了。再后来我时帮父亲偷抄外文杂志，还稍微接点洋气，但医理深涩难懂、也就死记硬背个单词而已。

直到77年底恢复高考，外语又浮上台面。我考入了医学院，校方依据学生外文基础不一分别施教，慢班从ABC开始，快班进度如常，后者让我尝到当初那点底子的甜头。可惜此时教材仍难蜕“左”皮，不乏“Barefoot doctor”、“Chinese herbal medicine”等术语，中式洋文，也没听力口语训练。好在后来全校又甄选二十人组成特快班，进深学原版读物，有幸跻进的我收益渐增。

执业后我继续攻读外语，陆续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英文论着。原本志向做好白衣天使的却迫于分不到房子而自费出国，真的留了洋！又因着学术成果无意中进了剑桥《国际传记辞典》、邀为纽约科学院会员等；移民加拿大时免面试，落户多伦多直至现在。抚今追昔，非常感激父亲当初的及时纠偏，亡羊补牢，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然而我深知洋墨水仍浅：专业写读算博士后水平，日常用语只是初中程度，儿女都嫌我说起来不地道、书面语化。好在已安居有业能养家。也奇怪，掉进洋人堆里后学劲儿反松懈了，有点人过四十不学艺得过且过的味道。抑或没有照本学科、考试看分数，只是干中零打碎敲地学而无法考量进步？说实话，半路留洋的国人已难从心所欲使用第二语言如同母语那样溜道，同时也窥出即便词汇与会话再上个台阶，仍是鬼佬骨子里认定的外邦人，晋升至玻璃天花板便卡壳了。

语言这玩艺儿，学到何时才算到头？无止境！国学大师也不敢自诩“封顶”。如今成地球村了，互通有无必需共同语言，通晓外文遂应运而生。英语现居上风，全球近五亿人操之，3/4的滚动信息以它表达。遗憾占地球人口1/5的华人所用的不国际通用，否则人类语言大同会容易些。不过还是别统一了，倒不是虑及靠传译谋生族丢了饭碗，而是怕再次触怒上帝出手干预，其结果就不定是《创世纪》里所记载的那般简单了。

因此外文就是一个工具，马克思形容“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那就因人而异地应用呗。久闭的神州门户洞开后，视洋文为逸出国的敲门砖者大有人在。但纵使置身域外有了习之环境，倘若不懂其史地、政经、艺文等，一触及演艺、俚语等话题，外来户辄口讷结舌，难以融入。这无所谓啦，只读圣贤书的在本土亦不谙这些、倒不存在语障。因此就你乐你的、我笑我的，各个处之自得其所，何必非得巨细无遗地看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