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黄启樟）1954年法国在奠边府一役战败后撤离越南，从此南北分家。北方由胡志明领导之共产党执政，南方则由亲美国之吴廷炎政权统治。

吴廷炎上任后强迫华人入籍。不愿放弃中国籍的人纷纷离境，适龄入伍之男性对前途尤感忧虑。1957年底，父母决定先送四兄和六兄出国，静观局势变化再作打算。计划需要秘密进行，因为消息走漏了会引来很多麻烦。

当年南越政府把边境封锁，使离境的人面对重重困难。两个哥哥打算秘密越过边界潜入柬埔寨，到了首都金边之后使用冒名的护照前往香港，再转入中国大陆。整个计划都不容出错，否则后果堪虞。正当付之行动，四兄临阵退出，由我补上。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命运。(一切行动是由二兄幕后策划的-笔者注)

1958年初，我们从金边搭乘国泰航空公司用螺旋浆推动的飞机安全到达了香港。启德机场非常简陋，那条填海后伸展至鲤鱼门的新跑道尚未兴建，候机室的陈设十分落后，和那个现代化之赤v角机场何止相差千万里！抵步的当天感到异常寒冷，不知是天气使然或因心情沉重而产生的感觉。

很不容易才和居住在香港的表兄联络上，到他九龙花园街76号的寓所过了一夜。表兄派人带我们到故衣店购买一些御寒衣物，草草整顿了行装，买了火车票便上路，朝着深圳的方向走。当年的火车是烧煤来推动车头的，吐着白色的水蒸气和发出隆隆之声音慢慢爬行。当它穿过狮子山隧道时，乘客来不及把车窗关上，一阵阵刺鼻的废气迎面吹来，空气中还夹杂无数焦煤的微粒把人熏得眼泪直流。

回忆当年到故衣店光顾，是本着能省便省的考虑，顾不了仪容。在今天的香港，人人紧追时尚，如想再找这类能替你省钱的渠道，相信会难于登天。社会富足了虽是个可喜的现象，但过份追求物质会使人疲于奔命，淳朴的社会风气一去不返。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把我们送到边境的罗湖，下了车拖着沉重的行李徒步走过罗湖桥，另一边便是深圳的关口。那里警卫森严，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在巡逻，虎视眈眈。这是有生以来首次踏足国土，又喜又惊。检关人员面无笑容，一切从严，使我们不敢怠慢。我年纪较轻，经过例行审查之后便放行。六兄则没有如我那般幸运，他被严查细检，反反覆覆地折磨了一番。

祖国之贫穷和落后难以想像，再加上在入境时所遭受之冷遇，使六兄顿生去意，并坐言起行。我以他马首是瞻。经过重重困难和折腾了两个多月，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再次踏足香江，并打算长期留下。从此，我的命运与它捆绑在一起，是始料未及的转变。是福是祸，恐怕很难预测。(我们成功离开大陆，六姐功不可没-笔者注)

到了香港，当务之急是入学读书。我们进了一家英文私校。那里的学生来自不同的背景，年龄参差不齐，只要能缴学费，学校便来者不拒。我发觉同学中有很多是海外华侨的子弟，一面上学一面在等侯美、加和澳洲之入境手续。他们无心向学，交了学费随便去上上课，平日则游手好闲。很多和我们一起由越南来的学生，被这股不良之风感染，自甘堕落。香港社会素来是个大染缸，意志薄弱的年轻人混迹其内，会变得面目全非。

到了香港的头三个月，有幸可在表兄那里栖身。我们被安排在阁楼上，辟个角落作为寝室；房顶只及我的身高，而睡房面积亦仅可容身。香港是个寸金尺土之地，我开始领略到了这个现实。当年花园街多是旧式的唐楼，没有自动冲水厕所的设备。如厕多了，便学会如何速战速决。当不幸遇上泻肚子，便倍感难受。

在表兄那里栖身感到犹如寄人篱下，不宜作长久之计，我们因此搬到油麻地公众四方街之救世军谭思安青年旅社去。以每月70元租用一个包住宿和膳食的床位，八人共享一室。如要省钱，60元便可租用面积相等但设于地下一层的床位。这个宿舍不算大，楼高两层，能容七、八十人左右。康乐设备不足，附近的油麻地公立小学的篮球场便成为我们借用的好地方。如今两座建筑物都被夷平和改建了高楼大厦，可供凭吊的痕迹不复存在。香港任何一角，只要经过地产发展商的美容大手术，都会变得面目全非。这个城市只有现在而没有过去，可惜吗？

当年两万块钱便可买到一个500方尺的住宅单元，今天若想拥有同类物业须花两百万大元。香港楼价从60年代至今何止升了100倍！升幅之巨，举世无双。不过当年社会人浮于事，当初级文员的每月入薪点只有200元，而公务员之所得亦不过大同小异。当入不敷出时，又有谁有余力去置业呢？

救世军旅社虽然费用低廉，但太多人挤在一起总不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孟母三迁，我们亦起了同样的念头。但走时亦不无一些依依不舍之感，因为难忘旅社中毕竟有些好友。住客名单上曾有鼎鼎大名的林彬，流行播音剧“大丈夫日记”的主角。当然那里只是他未出道前的一个山头据点。英雄何需知其出处呢！

香港地狭人稠，住屋一向求过于供。一些小业主想尽法子省出一角来出租，以增加入息，弥补支出。我们和一个独身朋友合资租了一间梗房作为栖身之所。入伙后使我们有机会和地地道道的香港人相处在一起，加强了接触，加深了认识，有助于融入主流。侨生的身份亦从此逐渐褪色，不知不觉也慢慢地变成了香港人。他们之苦干和对付逆境的坚持，深深印在我心底。

60年代的香港人逾半数是非土生土长的：由中国大陆移居这里的占了一个很重要的比例，从东南亚来的华侨为数亦不少。当年经济仍未起飞，人浮于事。很多妇女降格以求为富人当上家佣，脚踏实地做人。不甘贫贱的大有人在，她们被利诱而投入色情场所谋出路。一旦误堕歧途，便永难翻身。当年娱乐事业一技独秀，有赖于源源不绝从北方来的佳丽作候补。

不少大陆来客纵非凡夫俗子，亦哀叹英雄无用武之地。一些纨F子弟来到新环境，人地生疏，又失去靠山，更感穷途末路。其中当然有些能认清时势，苦干实干，朝着目标创出新天地。由于工商业尚未发达，就业市场对男人完全不利，经历无数折腾之后，不少甘愿仰赖女人的收入维生，吃起“软饭”来；胆大包天的便会不顾后果铤而走险，投身于黑道，为非作歹。黑社会活动曾经非常猖獗，直至经济环境改善和政府竭力打击之后才逐渐收敛起来。

1962年香港曾面临1949年以来的最大的逃亡潮：每天成千上万的大陆同胞越境来到香港，引起人满之患，对原本已十分迫切之住房供应变得愈显紧张。幸好，这批生力军很快成为了香港经济起飞之宝贵资源。低廉的劳工有助于加强香港的竞争力，最终使它晋升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1964年香港曾遭受有史以来最严重之水荒：食水供应每隔四天一次，每次四小时。缺水期间，虽因轮候之先后曾发生过一些争执，居民大都能自爱自重，保持冷静，携手度过难关。经此危机的惨痛教训，政府大兴土木：加建水塘以大量储水，铺设水管以加强运输能力，和中国合作把东江之水引进，彻底解决了食水和用水的问题。水荒延续了数年，应运而起的是运输行业，把食水和用水及时输送到餐厅和工厂去，舒缓了用户之急。在香港做生意的人脑筋很灵活，能把握机会去赚钱。

1967年也是香港人难忘的一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进行得如火如荼。香港的左派和土共为了响应大陆同路人的政治运动，煽动群众起来对抗港英政府，引致动乱四起。土制炸弹到处乱放，唯恐天下不乱。著名的反共斗士林彬和他的伙伴乘坐之汽车被暴徒纵火，活活烧死。居民对此惨案之发生大表愤怒，要求逮捕凶手归案之声此起彼落。其他港人却为了动荡的局势而不安。一时风声鹤唳，谣言满天飞。胆怯的人赶快移民西方，使资金和人才外流成为不可遏止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