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不正常生活，也是使她从生理上的苦闷转向内心极度苦恼的重要原因。而溥仪的非正常心态，其实早在进入清宫不久就开始了的。当他回忆当年大婚之夜的情形时，也曾直言不讳地坦白相告：“在新婚的这一天，我感不到这是一种需要。婚后，我和婉容的生活也不正常，至于文绣和在伪满时另娶的两个妻子，更纯粹是我的摆设，这四个妻子全过的守活寡的日子。” （本文摘自《末代皇帝立嗣纪实》，贾英华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8月第一版）

末代皇后之死

异样的伪满洲国政权，带来了溥仪异样的家庭。无疑，一个和谐的“安乐窝”，可以给人以温暖，甚至可以称之为逃躲“乱薮”的避风港。反之，怪诞的家庭也可以造成怪诞的心理。溥仪的一生，畸形的心态始终与他相伴。家庭，自然是重要因素……

在伪满洲国的几年间，由于与溥仪接近颇多，我有幸了解或接触了溥仪的四位妻子。溥仪的这几位妻子，依我之见，她们都不过是封建制度以及溥仪充当日本傀儡生涯中的“殉葬品”。

在溥仪前半生的四位妻子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得算是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她出生在北京，是满洲正白旗郭布罗·荣源的女儿。确切地讲，她名叫婉容，字慕鸿，恰与溥仪同岁，都属“马”。可以说，这位末代皇后的一生都是悲惨而且值得同情的，尽管她后来“堕落”了。

客观地来看，婉容的命运也正是腐朽的封建制度走向衰亡的一个真实缩影。她有着自身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那个黑暗的社会使她走上了一条无可挽回的道路。

溥仪的不正常生活，也是使她从生理上的苦闷转向内心极度苦恼的重要原因。而溥仪的非正常心态，其实早在进入清宫不久就开始了的。后来，溥仪也曾懊悔地回忆说：

“在我刚刚进入少年时期，由于太监的教唆，我便染上了令人可恶的自渎行为。在毫无正当教育而又无人管束的情形下，我一染上了这个不知后果的恶习，就一发不可收拾。结果造成了心理上的病态现象。”

当他回忆当年大婚之夜的情形时，也曾直言不讳地坦白相告：“在新婚的这一天，我感不到这是一种需要。婚后，我和婉容的生活也不正常，至于文绣和在伪满时另娶的两个妻子，更纯粹是我的摆设，这四个妻子全过的守活寡的日子。”

在伪满宫内，溥仪与婉容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我当时不是没有察觉，但以我与溥仪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能够谈论这些内情的程度。从他的性格来看，如果不是特殊情况，他与谁也不会提及这些事的。甚至于，我隐隐约约猜测地知道了一点事儿，也不敢多问或多说一句。

当我初到伪满宫廷读书时，就知道了婉容住在伪内廷的缉熙楼上东侧的房间里。可在人们的眼里，囚住在这豪华的房间里度日的“皇后”，生活得却并不幸福。到宫内不久，我便曾听到人们悄悄地议论说：“皇后有了病……”

后来又听说，她不但早就抽上了大烟，而且烟瘾大得已经一天也离不开了。起初，我简直难以置信，末代皇后能抽上大烟……而婉容在平时，却很少有人在宫内见到她，因为她只在自己的那个屋子里抽大烟，溥仪也绝对不让她满处乱跑。在伪宫内，人们大多听说过有这么一个“皇后”，却极少有人见到过她。

但事有例外。有一次，我在院中走着，猛然听到一个太监喊了长长的一声：“走……”我听后，便本能地感到可能是皇后过来了，忙背转身去，按照宫里的规矩，望着墙站立着。

听到动静，我觉出“皇后”正在走过我的身旁，这当儿，我禁不住偷看了末代皇后婉容一眼，只见她在太监的扶持下，披头散发，衣着也显得非常脏旧，步履踉跄。过后，我想大概婉容平时就是这般打扮的，而我偶尔陪溥仪见她时，一定是经过了着意的准备。足见她当时已经没有了正常人的良好生活习惯。

伪满洲国行将垮台之际的八月间，溥仪准备从“新京”(长春)逃往通化，命令我们这些亲信学生和随侍、太监去烧毁他与日本人勾结的铁证——即原来拍摄的有关溥仪访日内容的那些影片。由于不慎，一个殿上的下人——高清普在地下室的锅炉房里梵烧大量的影片时，引起了宫内的一场大火。

一团强烈的火光和浓烟漫卷了缉熙楼。溥仪被吓得在侍从和我们这些学生的搀架下，慌忙地从楼上的寝室中跑了下来，连鞋子都没顾得上穿。

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楼下，想起皇后婉容并不知道着了大火，还在楼上没出来呢。于是，我急得不顾什么礼法和规章制度了，马上朝楼上跑去，准备救出婉容。当我刚刚跑到二楼的楼梯上时，只见她的贴身太监元儿已经背着婉容从楼上一拐一拐地走下来了。

此时，婉容满面烟灰色，披头散发，浑身上下只穿着一件睡衣，样子实在是狼狈不堪之极。

在此两天以后，溥仪带着“皇后”和“妃子”，与我们一起逃到了通化大栗子沟。八月十八日，溥仪从大栗子沟启程，准备逃跑到日本，因飞机上乘坐不了那么多人，皇后婉容以及其他家人被迫留在了大栗子沟，准备等候机会乘船再去日本。由于苏军进展迅速，情况发生了变化，溥仪和我们这批人在沈阳机场被捕，尔后又送往了苏联。

当然婉容与留在那里的人，自然也就谈不上乘船去日本了，只好艰难地各奔前程。后来，我听毓萶对我说，他们一行人走到半路上时，遇到了东北的八路军，随军在冰天雪地里行走了多日，饱受了辗转流离和冻馁之苦。婉容自然也受了不少的罪。

开始，还有一些八路军战士听说她就是“皇后”，好奇地悄悄来看她。可是，待看到她的一身破烂的衣着，异常肮脏的“尊容”，很少有人能将她与那个曾经是大清帝国的国母的“皇后”形象联系起来。

她在路上时而烟瘾发作，鼻涕口水流淌一脸一身；时而累得不肯走路，被人们轮流背驮在肩上，随着队伍艰难地向前行进。她这个“末代皇后”被人们当作了滞累，也失去了往日残留的一点风采，在许多不知内情的人看来，那是一个非常脏的普通的煳里煳涂的女人。

的确，她时而明白，时而煳涂，后来竟至只知道张手要吃的以及鸦片烟了。八路军为了不至于让她死去，只好破例给她找一点儿鸦片，以让她得到暂时的安静。

在风雪中，这支奇怪的队伍，跟随八路军的队伍从长春到吉林，又从吉林步行到延吉。当他们在枪炮声中又从延吉迁至敦化后，皇后婉容已经近似于痴呆了，而且变得更加脏了，身上还时时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

当众人离开敦化时，婉容被关在了敦化的监狱里。不久，中国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就悲惨地死在了这个远离北京的狱中。

当溥仪特赦后，我们俩见了面，他曾经非常痛惜地谈起过婉容的可悲的命运。他伤感地说：“唉，她后来死在哪儿我都不知道，真是太悲惨了。在这个事儿上，我也是有罪过的呀……”

提起这个话题后，溥仪好长一阵时间没有说话。可以想见，每念及此，他的内心深处尽管十分复杂，但也是内疚不止的。

显然，“皇后”的悲惨下场，“皇上”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这是溥仪无法否认的。

“淑妃”离婚

众所周知，溥仪的第一个妃子叫文绣。她是满族镶黄旗人，属鄂尔德特氏族，是与皇后婉容同一天在北京的故宫里与溥仪结婚的。当时，她被册封为“淑妃”。

她的父辈虽是正宗的满族镶黄旗人，母亲却是一个白净而清秀的汉族女子。文绣只有一个妹妹，叫文珊。自清朝“宣统皇帝”退位以后，满人断了俸禄，“皇粮”指不上了，家里生活异常拮据。进宫前，少年早熟的文绣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却已成了家里干活的主力——做挑补活儿，一家娘仨堪称清贫度日。

当一夜之间，她的命运发生了陡然巨变——溥仪将文绣选为“妃子”后，她一家还住在哈德门外平民居住的普通房子里。迎接她去宫里时，为了怕人笑话，特意让她头一天住在了她的爷爷，即清朝末年任过吏部尚书的华堪的府中，从北城方家胡同的府里接走到宫里的。这个事儿，在我们满族中，差不多都知道。

听说文绣虽然家境不算好，性格却很倔犟。起初，在宫内听说与溥仪关系还不错，后来因溥仪当婉容与文绣之间发生矛盾之时总偏向婉容，文绣便逐渐地与溥仪有了隔阂。历史上，“后”、“妃”之间的关系极少有非常融洽的，这也无足奇怪。

由于溥仪生活习惯个别，婉容也时常与之闹别扭，所以文绣与他们之间的矛盾倒也不显得有多么突出。宫外，更是极少能耳闻这些音讯。当溥仪被冯玉祥从故宫轰出到了后海北河沿的摄政王府后，又继尔跑到了天津日本租界，住在了宫岛街协昌里静园里。在这一期间，文绣尽管没有寸步不离地与他在一起，但始终追随着他。

我在天津住着的时候，就听说溥仪与婉容、文绣三人之间的关系颇有意思。那时，溥仪住在天津静园，婉容非将文绣安置在三楼的房间里，不让她与溥仪住在同一层，目的就是叫她难以经常和溥仪见面。这固然反映了妻妾之间的矛盾，但从根本上说，是封建皇权的一夫多妻制的“怪胎”。

就在溥仪跑到东北长春之前，文绣与溥仪在天津终于闹开了“离婚”。

据说，“淑妃”与溥仪离婚前后，她的妹妹文珊为她出了不少主意，而且后边还有曾做过民国“大总统”——冯国璋的一位儿媳的支持。她的妹妹文珊当时也住在天津，是庆亲王载振的儿媳妇，见多识广，因在天津与文绣联系起来也很方便，故此终于演成了一场“皇帝”与“皇妃”的婚变——惊动了京津两地，也使爱新觉罗家族的人们为之一惊。

文绣先是悄悄地离开天津张园，奔了一家大饭店，会见了她的妹妹帮她请的两位风度翩翩的律师。尔后，她便让律师正式通知了溥仪，要求与溥仪解除婚姻。直到此时，溥仪竟还不知道文绣跑到哪儿去了呢。

很快，这场历史上颇耐人寻味的“离婚案”就纷纷见诸报端。一时，奇特的“离婚案”，闹得满城风雨。我后来还翻到过登载着淑妃与“皇上”离婚消息的报纸。当时，报纸上将这次离婚称作“妃革命”，足以想见声势影响之大。

在众多的报刊报道中，其中有两封公开见诸报端的信件，颇耐人寻味。其一，是文绣的族兄文绮给文绣的一封公开信。内中写到：顷闻，汝将与逊帝请求离异，不胜骇诧。此等事，岂我守旧人家所可行者？……

我家受清室厚恩二百余载，祖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漫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以报清室之恩。今竟出此，汝清夜扪心自问，他日有何颜面见祖宗于地下……若听兄之劝，请即回溥府，向逊帝面前叩首请罪……吾妹思之。吾妹再三思之。……

最使人感到有意思的是，文绣回答这位族兄的公开信，写得更是义正辞严，当时深深地博得了社会上一些人们的同情。这封以文言方式书写的信，颇为入情入理，堪称笔峰犀利。

文绮族兄大鉴：

妹与兄不同父、不同祖。妹入宫九载未曾与兄相见一次，今我兄竟肯以族兄关系，而在各报上公然教妹“耐死”。查民国宪法六条，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妹委托律师要求受人道待遇，终必受法律之保护。若吾兄教人“耐死”，系犯公诉罪。检察官见报，恐有检举之危险。理合函请我兄嗣后多读法律书，向谨言慎行上功夫，以免触犯民国法律，是为至盼。

见到文绣诉诸报端的文章，我才真正知道文绣的文才造诣，以及她那非同一般的勇气。然而，当时这些我是不敢吭声的。关于文绣与其族兄关于“离婚”的那场报刊上的论战，据我所知，当时溥仪异常关注。据说，对于文绣与其兄的公开信，溥仪也每信必看，无一遗漏。

最终，当然这场末代皇帝的离婚案，虽未经法院的判决，但毕竟形成了离婚的事实。在私下调解中，溥仪给付了文绣一次性生活费五万多元。但这并不算了事，溥仪为了维护他的“皇上”尊严，在各地报纸发布了令人可笑的“上谕”，竟称已将“淑妃”贬为“庶人”。

之后，溥仪潜往东北，充当了日本人的“傀儡”，而文绣则回到了北京，过上了平民的生活。由此，在南辕北辙的生活道路上，“皇上”与“淑妃”分道扬镳。

当几十年后，受到特赦的溥仪，在出版社编辑的帮助下，撰写《我的前半生》时，出版社又协助他找到了那些登载当年“婚变”时各报刊“论战”的文章。对此，溥仪百感交集，虽然最终成书时，书中删去了这些具体内容，但基本梗概依然保留了下来。

特赦后的溥仪，对于文绣的看法发生了截然的变化。据说，他后来见到过文绣的一位亲戚，谈起当年的文绣时，表示了赞赏之意，认为她能冲破封建桎梏，实在是一件幸事，不然也很可能走上婉容的那条可悲的道路。

别人也许感受不深，而以我对溥仪的了解来说，他的这番见解实在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