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姚昉）在多伦多，只要你有足够充裕的时间和换车所需耗费的体力，那么，TTC属下的四通八达的公车完全可以把你运送到任何想去的地方。而且，除了高峰时间以外，根本不用担心非但找不到座位，连个立足之地也没有的情况会出现。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个老者，还常会碰到帮你提着重物上下车辆的乘客。

有条道路行车规定：为了保障下车乘客的安全，凡是在公车停站时，后面的车辆不能再往前开。这条保护弱体群众的人性化规定在我刚踏上加拿大国土时感触特深——在中国，别说有特殊牌号的官车或警车，只要你有钱买得起一辆私车，你的身价就无疑要比那些挤公车的普通老百姓高上不止一等，谁会来考虑弱体的安全与否？这里，尽管不具有“中国特色”，却从实践中，而不是口头宣传中体现了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在车厢里，尤其是在地铁的车厢里，你会看到有人在读书看报，阵阵书香使你陶醉在浓浓的文化氛围中。曾经遇到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发出感慨：“今后的文化事业还有没有前途？”我请他到这里的地铁上去看看，然后再比较一下：中国大陆的乘客有几个会在车上读书看报？他们最关心的是豪房、豪车、豪宴和奢侈品，连看书的兴趣也提不起来，能指望文化事业有怎么灿烂的前途吗？除了看书，也有人在车厢里吃东西。他们往往准备好一个纸袋，不让残屑掉在地上。

年初，在上海的公车局提出一项“禁止车内吃东西”的动议之后，遭到不少非议。的确，有些上班族为了节约一点时间，就在路上买了早点拿到车里来吃，这应当是无可责难的。但后来听说：不少乘客在车内吃了瓜子等带壳的零食就把壳吐在地上，使车厢内杂乱污染，这当然不行。问题不在于吃不吃东西，而是吃什么，怎么吃。对于那样的乘客，哪怕下了禁令，恐也无济于事。

这里的乘客维护公众环境的自觉意识难道是由禁令管教出来的吗？有一次，我在地铁上感到指甲有点磨损，就拿出指甲钳来剪，邻座的一位白人老太提醒我不能在车上剪。这样的提醒远比禁令管用，因为它是善意的。记得十七世纪有位诗人曾说过：“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老太没有沉默，避免了我做出虽还不算是邪恶的错误。但，沉默与否或许也得看具体气候。我在上海曾对一名乱穿红灯的骑车人提出批评，谁知招来了一阵痛骂：“干你什么事？寻死！”这样的气候下，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大概也只有沉默了。而比穿红灯更能称得上是“邪恶”的，倒是骑车人的气焰。

综上所述，我觉得着力发展公车事业既可节省能源，又能改善道路拥挤，政府应予充分的关注。

然而，多伦多目前的公车状况也并非完美无缺。

首先，在时间的调度上存在问题。我曾多次遇到这样的怪事：等了好久不见车来，好不容易看到来了，竟然是接踵而至的三到五辆！乘客除了唉声叹气又能怎样呢？除了调度的问题之外，也许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两辆交会车的司机会停下车来胡聊一番，或者到店里去买杯咖啡等等。个别司机看到远处有熟人在赶车，分明是绿灯也停着不开，一直等到那人赶上为止。这些现象都是对全车乘客的不尊重。

其次，停靠站的设置也不合理。总体上说，车站都是设在不到十字路口处的。当前面有几辆车子在等绿灯时，公车当然也只能停下等待。绿灯亮起，前面的车鱼贯通行，公车才能到达车站。然后下客、上客，这一耽搁，绿灯又过了，还得再等。如果把停靠站设在过了十字路口之后，不是就能避免那种不必要的等待了吗？

乘客中也有不尽人意之处。虽说中国大陆的公车上弊端甚多，但那里的乘客至少还会注意到：快要到站时先挤到车门口。这里，我多次看到坐在后排的乘客在车子停妥之后才一边喊着司机别关门，一边开始往前走。而且分明应当从后门下车，他却偏要走过整个车厢，到了前门才肯下。

社会总是在不断修正的过程中逐步前进的。我希望多伦多的公车在原有基础上变得越来越好，造福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