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不会笑，他会沉陷于黑暗中，轻轻抚摸一只黑狸猫；史泰龙不会笑，他会扛起一把AK47，扎一根红头绳，走入莽莽丛林；李小龙不会笑，他嘴角唯一上扬的时候，是发出猢狲一样的怪叫的时候，基于那时他的对手一般都会头破血流，我们姑且不认为这是一种笑容，而是一种肌肉的抽搐；当然还有当年的高仓健，因为长年不笑，嘴角都开始形成下垂的三角纹。

冯小刚，你为什么不笑呢？

曾经一度，上面列举的男人们都似乎生活在两极的世界，或者说只有身处战场的人才不会笑，或者没有心情也没有必要去笑，没有什么值得笑的，笑成为一种无用的动作或者说多余的浪费的表情。

他们都生活在一个有着天敌的世界里，他们必须要靠着对立面活着，就像警察必须要靠匪徒活着一样，不笑的人，要靠着可笑的人活着。

只有这样的人才会为我们呈现一个多么可笑的世界。”

大多数青春期在那个旗帜鲜明年代度过的人们，一辈子都会以某种戏剧感比较强的方式，黑白分明地表现出来。”

当你的世界失去了敌人

曾经一度，冯小刚可以代表人民群众的审美趣味，每年他的贺岁喜剧都会有一些段子流传出来，基本上，他的作品几乎就是一部中国60年代生人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编年史。他们的青少年往往都被打下了红色的烙印，而文革年代的主要思潮就是心理学中所说的“偏执——分裂态”，也就是所谓的“非黑即白”=对朋友如春风一样温暖，对敌人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无情，不是天堂就是地狱。但偏偏在他们的青年期，又遇到时代的巨大转变，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必须彻底颠覆已经定型的“三观”。在生命发展周期上，从20岁到40岁这段期间，人要完成两个世界的建设，一个是对内建设自己的家庭，对外建设自己的疆域，但不幸的是，他们必须要抛弃自己的信仰，就如同新移民一样重新适应新世界。

冯小刚的一代，改革开放的时候，他们是第一代弄潮儿，一方面，这符合他们的“造反一代”的性格，他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动乱的年代，而在社会转型的初期，同样会有很多机会供他们“释放荷尔蒙”，但要命的是，他们这一代似乎就是为“解构”而生的，在他们青春期，他们要打倒物质主义建立道德主义；而在他们的青年期乃至中年期，他们要打倒道德主义，重建物质主义。这就他们的命运：不断推翻自己建立的，再去建立自己所推翻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在信仰层面的虚无主义。他们可以无休止地讽刺和破坏一切，但却无法真正在内心有何建设。

这就造成了冯小刚们的自相矛盾：他们既是既得利益者，又是受害者；他们享受改革开放以来的红利，但同时又对自己所拥有的并不真正尊重；他们穿着土豪金的衣服，可是内心却是“祖国山河一片红”。他们是反物质的物质主义者。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成功人士，他们的穿戴比普通人还不如，但却是身家过亿；他们看上去过的是天堂的生活：豪车、别墅、游艇、美女……可是他们却觉得毫无生趣。

没有完成的哀悼：我想要什么？

你可以在《非诚勿扰》里看到两个场景，这两个场景都和主题毫无关系，却成为电影中最感人的部分，一个是一个老男人邬桑在日本的高低起伏的公路上开车的时候边哭边唱那首《知床旅情》，还有一个是另一个老男人为自己举办生者追悼会。

事实上，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有自己的周期和节奏的，一旦我们违反这个规律，就必然是“要还”的。在冯小刚一代人，面对时代的大转折的时候，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完成对过去时代的哀悼，就被裹挟到新的时代去，他们没有足够的消化整合的时间就匆忙地成为社会的弄潮儿，于是他们成为了追逐者，而没有办法在信仰方面有所贡献。

由此你会渐渐地发现，冯小刚已经笑不起来了，因为这些老男孩们的中年危机到了——一个人无法永远地停留在某个阶段，比如你无法永远像一个青春期男孩一样生活下去，这就像《花花公子》的创始人赫夫纳一样，当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左拥右抱还是一种成功者的炫耀，但如果八十多岁还和足以做自己的重孙女的女孩搂在一起，则会成为一种丑陋。

一个人的“三观”终究还是在青春期建立起来的，之后这个基调将很难发生改变。虽然五十年代生人这一代以“解构”著称，但他们内心深处对于消费主义和物质社会还是充满了排斥的。

冯小刚曾说，他很羡慕王菲和王朔，他们可以做到，不想做的，不做。而他做不到。他还要为华谊兄弟公司履行合同，为了可以做一些有深度的电影，他还要做一些可以赚钱的电影“还人情债”，他还要成为春晚导演，还要做社会名流……

这就构成了当下很多成功者的拧巴：他们追求的，恰恰是他们最想回避的；而他们远离的，恰恰又是他们所渴望的。

所以，当他们获得成功的时候，往往又是他们最内耗的时刻，用透支自己的方式赢得一次次惨胜。这就是当下很多成功者的写照。用曾奇峰的话说：我们的社会的一个通病就是“病理性成功”。当我们内心无法整合冲突的不同的自我的板块的时候，就好像在不断地震的陆地上建高楼一样，即使建成了，也要耗费太多的力量，而耗竭了自我。如此耗竭自我，是因为他们内心是由很多碎片组成：导致他们会面临“一地鸡毛”的麻烦局面——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冯小刚与郭敬明：老愤青与新土豪的交接？

如果我们拿郭敬明和冯小刚做一个比较，你就会了解，五十年代生人和80后生人对物质的态度，同样是炫富的高票房电影，郭敬明的电影中你能看到他对物质的真诚的喜爱，而你在冯小刚的电影中，奢华即使一种炫耀，又是一种哀伤，既是一种自豪，又是一种自贬。如果你比较一下《甲方乙方》和《私人定制》，就会发现，前者对物质主义的嘲讽是中气十足的，而后者则是自相矛盾的。也许郭敬明的电影内容暂时无法和冯小刚的媲美，但就时代精神而言，郭敬明这一代已经开始接班了：新的一代是真诚的物质主义者，比起父辈，他们没有那么多自相矛盾，对物质欣然接纳，也没有那么多理想主义的滥觞，他们很现实，他们热衷享受，很个人主义，不会肩负人间道义，不会喜欢那些“集合名词”，也不会那么热衷深刻，更没有那么多冲突，是的，他们内心是一块大陆，这个大陆的名字就叫做“自恋”。冲突的一代即将老去，而自恋的一代即将登场。

但这两代人都成了一个线段的两个端点，前者极度冲突，后者极度自我。而我们的时代依然等待着整合。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一直都在创伤中度过，原有的防御机制已经不足以应对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近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改革，改革包括解构和建构，毫无疑问，冯小刚一代人用躁狂的方式解构中国文化中的等级秩序等一系列的传统思维，但用的方式却又是青春期男孩的方式，面对批评，冯小刚会用痛快的谩骂；面对苍老，王朔会用忧伤的玩笑；他们始终无法和世界和解，但最终他们内心拒绝长大，拒绝成熟，因而也就拒绝哀悼，最终他们只能这样“刻舟求剑”式的活着。

一个好消息是，他们可以和岁月抗衡，一直活在过去和青春期的快感里，这会让他们永葆青春；一个坏消息是，他们将无法最终获得内心的宁静，而一直生活在愤怒、无奈和战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