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唐代壁画中可以看出，此时的佛国家具，在富强恢弘的大唐帝国里，又得到展翅振飞的机会，他们脱离了天竺佛国的清雅与简捷，而披上了华丽多彩的外衣，这些来自佛过的家具——椅、凳、墩等，在大唐极富创造力的家具师手里，发展成造型端庄浑厚，装饰华美富丽，形式也多种多样了。李唐一代不仅是我国封建时代的全盛期，也是佛教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相融会的全盛期，是佛国家具在汉地扎根落户，并取得发展与创造的辉煌时期。

从敦煌莫高窟的开凿起．石窟造像和石窟壁画日渐兴盛，天竺佛国的家具样式，同时进入了汉地。这些佛与菩萨的坐式和所使用的高型坐具，让先人们看到了一幅完全新鲜的、不同于自己的生活画面。这些佛国的高型坐具，如一股强劲的东风，吹开了中国几千年起居方式的坚冰，冲击着中国施行了几千年席地而坐的习俗，推动着起居历史向垂足坐转变。现在我们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石窟壁画和墓葬壁画里，来看看佛与菩萨所带来的这些域外高型坐具：绳床—椅子、佛座—墩、胡床、方凳等，对我国家具的发展和我国起居方式的演变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佛座—墩

从众多的石窟造像和壁画中，我们得知佛与菩萨的坐具——佛座，是千姿百态、极为丰富的。有方形、圆形、腰鼓形，有三重、五重、七重，有实材的，也有空透的，装饰有壶门、有开光、有莲花图案…—形式多样，多姿多彩。这些佛与菩萨的高型坐具，也随着佛教文化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佛座——墩的出现，对于我国家具品种的丰富，尤其是对于凳类家具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佛座的造型，大致分为腰鼓形和方形两类。

这些形式多样的佛座、墩．在席地而坐的中原大地上，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图4北魏龙门石窟莲花洞中的菩萨坐墩，其形式好似中国古老的捕龟捉兽工具——筌蹄。但它不是筌蹄的运用，因为从南北朝时代的壁画风格看，仍属于印度犍陀罗式样，北魏时期的佛教艺术，还处于依照印度粉木描绘的移植阶段。况且，在高大、威严的佛与菩萨面前，怎能用捕鱼捉兽的工具来事佛呢!于情于理都似乎不通。史书上确有将筌蹄作为坐具的记载，如《梁书》中就曾说南朝梁武帝末年，降将侯景叛乱，自称皇帝后．”常设胡床及筌蹄着靴垂脚坐”，候景之乱起于梁武帝太清元年(公元547年)，此时佛教进入汉地将近五个世纪，佛座——墩，早巳进入汉地。图4北魏龙门石窟莲花洞菩萨所坐的藤编坐墩，其实电应在“侯景之乱”之前。不论从该菩萨坐墩的所处年代，还是当时的壁画风格，以及对佛的崇敬态度等诸方面看，佛座——墩，仍是随着佛教而来的佛国坐具。后人将此种佛座称为筌蹄，当是一种巧合?或者是一种附会。

绳床-椅子

椅子名称最早见于唐代，《济渎庙北诲坛祭器杂物铭》碑阴：“绳床十，注：内四椅子。”但是椅子形象早于名称一百多年，而见于南北朝。

在两晋以前，我们的先人一直处于席地而坐时代，没有高型坐具。随着佛教的东渐，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的涌入，佛国的高型坐具也进入了汉地。佛图澄是一位西域高僧，在公元4世纪，从西域来到五胡十六国的后赵，他来华时已经是八十高龄。他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对于推动佛教在汉地北方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另外，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也提到当时的印度僧众都坐绳床。由这些记载中可知：这种有扶手、有靠背的高型坐具–绳床、禅床或椅子，是印度僧侣的典型坐具。而这些绳床、禅床或椅子，随着佛与菩萨-同进入汉地也是事实。

椅子进入汉地的具体时间确实难以查考，但是在晋时已经有人使用椅子了。在新疆的民丰尼雅曾出土了一件晋代坐椅残骸，此椅的座部以上已经不存，只有四条腿子，腿上有四叶花纹，是犍陀罗风格，非常精美。由此可以证明，在中国广大土地上处于席地坐的时代时，西北边陲的上层人家，已经使用高型坐具了。这只晋椅残骸，让我们听到了中国起居方式转变的前奏曲。

通过上面介绍我们知道佛教文化和家具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影响了家具的发展进程。家具产品是很常见的家居用品，款式多样化，种类繁多，从而导致家居用品、家居在线市场火热异常。家具产品是必备的家居用品，可以选购知名的家具品牌或者家居品牌，这样才能保证安全和质量问题，不会危害到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