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玮仁）1990年8月，我拖着行李箱和父母在北京首都机场告别，从此，那个曾经生活了24年的城市，就成了故乡，曾经朝夕相处的父母，也不是随时想看就能看得见的了，甚至由于当时昂贵的电话费，连听到彼此说话的机会都很难，只有靠耗时一个月的书信往来。

如今，我在异国也已经生活了24年，并且成了人妻人母。这些年间差不多每隔一两年，不是我们回国就是父母来探亲。最近几年，年事已高的父母不便远行，便都是我们回去探望。距离我们上次回国已是一年半有余，在仔细研究和精心安排好两个女儿和我的暑期活动时间后，发现我们在暑假接近尾声时，共同拥有三个星期的空闲。于是，顾不得因工抽不开身的玮先生，毅然决定我一人带着两个孩子回国看看，同时，也让逐渐长大了的孩子们亲身体会我们对父母的感情。

母亲在电话里得知我们暑假回国的消息，兴奋地高声向父亲转达，那语气和声调一直深刻在我的脑海里，与我们年幼时盼着外出的父母归来时的样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这么多年来，父母从来没有提出过要我们经常回去看看的意愿，但是，可以感受得到，在他们的心里，是时刻盼望着我们回去的。

我们在准备行装的同时，也安排着在京期间并不算长的日程。我和孩子们一致认定尽量减少外出，尽量多在家陪伴家人。出发前一天，两个女儿特意烘焙了几种她们拿手的曲奇饼干和香蕉面包，精心地分装进饼干盒里，她们要让姥姥姥爷和家人分享自己动手做出的美食。

飞机比预计时间晚点近一个小时抵达北京机场，一出机舱门热浪便扑面而来，令我们这些习惯了多伦多凉爽夏季的人很难一下子适应。顺利过了海关，4架飞机的旅客焦急地等待着同一个行李传送带上的行李，拥挤和混乱不言而喻。

当我们终于坐上前来接我们的姐夫的车，才算松了口气。“看，彩虹！”坐在后排的两个女儿异口同声地喊起来，抬眼望去，不仅可以隐约看到天边的彩虹，还可看见淡蓝的天色和几朵云彩。对北京空气污染严重早有耳闻，而今看到的天空却有些意外。姐夫说：“昨晚下了一场雨，今早感觉不像前段时间那么闷热了，毕竟已经立了秋。而且，空气也清新了很多。”看来，我们的运气不错，接下来的几天，每天都可看到蓝天和白云，虽不及多伦多的空气透明度那么高，但已让我们十分满足。

傍晚6点多钟，应该正是下班时间，路面交通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拥堵，我们很快就顺利到家了。

“送客饺子迎客面”是北京人传统的习俗。餐桌上摆放着姐姐炸的酱和事先切好的各种面码，还有孩子们喜爱的鸡蛋炒西红柿。母亲赶紧下锅煮面条，我们洗过手喝了水，就开饭了。原汁原味的中餐面条，吃起来比我们在加拿大的更香。

岁月流逝，家中父母不折不扣地变老了，身体也没有从前那么健朗，但是，他们的心神还都敏锐，虽很少远足，父亲仍然喜好摄影。那天上午，两个女儿挎着各自的小相机，陪同她们的姥爷在楼下一边遛弯儿一边拍照。石榴、枣、柿子，她们见过吃过，但还是第一次见到挂满这些果实的树是什么样，在姥爷的指点和讲解下，她们慢慢悠悠地走着拍着。

跟姥爷学下中国象棋，是两个女儿的另一个收获。从认识棋子开始，到熟知中国象棋的各项规则，再到观察棋局变化并作出相应部署，以及如何正确面对输与赢。祖孙三人玩儿得有声有色，寓教于乐。孩子们还喜欢陪姥爷一起看电视，南京青奥会的体操跳水等赛事项目的转播深深吸引着她们。国际女排大奖赛的转播，当看到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在场边指导时，孩子们认真地听姥爷给她们讲郎平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她们这个年龄时崇拜的偶像，此番话当然也把我带回中学时代。

我的母亲曾是小学数学特级教师，教奥数多年。闲暇时，两个女儿听姥姥讲鸡兔同笼、追击和相遇问题，学习各种数学计算规则，我在一旁帮助翻译，眼瞅着她们的计算能力和速度以及准确性随即都有所提高。她们围坐在桌边，拿着纸笔，边讲边写边算，不禁想起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在母亲的辅导下以数学满分的成绩考入我们区唯一一所北京市重点中学的。

小女儿帮姥姥做饭和整理并分份包装姥爷需服用的中药。大女儿一步步耐心教会姥爷使用照片编辑软件。所有这些天伦之乐的画面都深印在彼此心中，成为珍贵的记忆。

小女儿上次回国爱上了拉着小车陪姥姥一起去卖菜站点买菜，这一次，我和大女儿也加入了买菜的行列。早上六点刚过，路上还没有车水马龙的场景，晨曦中，身穿橙色背心的环卫工人拿着大扫帚清扫马路，记得我在上小学时，每天早上上学第一件事就是用这样的大扫帚清洁校园的，两个女儿第一次见这样的扫帚，觉得十分新奇。后来我发现，等到八九点钟以后再出来，路上的环卫工人就不是用扫帚而是用笤帚扫地了，估计是换了另一拨人，要想看大扫帚扫地，还得早起早出来。

北京的高物价，这次也有亲身体验。随便一件衣服都是几百上千元，在加拿大卖10加元一件的普通t恤衫，居然要几十甚至上百元人民币，和普通百姓的收入相比，贵得离谱。记得以前每次回国都是从国内买衣服往国外带，看来现在要反过来了。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一时彼一时。

不过，也有便宜的，书。孩子们在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买了三摞英文书，一本精装的《悲惨世界》，售价为58元人民币。公共交通也便宜，公共汽车上车刷卡0.40元，现场买票是1元一张，地铁2元一张。孩子们在加拿大很少有坐公共汽车和地铁的机会，这回可是过了瘾。与我20多年前在北京生活时不同的是，不仅车辆崭新，车上还用中英双语清楚明了地报站名，虽说上下班期间，车内还是十分拥挤，但没有遇到乘客硬往上拥，而是显得文明了许多。

为数不多的几次外出，主要是为了增长孩子们的见识，和熟知中国文化，以及满足她们的好奇心。她们提出要去卢沟桥亲自数一下那上面到底有多少只石狮子、去世界公园验证一下那里按比例建造的世界著名建筑与她们见到的真实建筑之间误差多少，对参观北京的故宫也有了期盼。卢沟桥，这是我高中时期常常和同学们跑步锻炼所到达的地方，也曾和姐姐表妹一起来数过狮子。现在，孩子们也来到这里，学习了中国抗日战争的那段历史，并且饶有兴趣地清点桥上的狮子数目，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世界公园已经不是第一次去了，以前去，她们还小，看的是热闹。这回去，是她们在去过其中几个世界著名建筑之后，很想再去看看这些仿造物。去故宫那天的空气质量十分好，附近的北海白塔和景山清晰可见。此次陪孩子来，才算真正体验欣赏明清两代的皇家生活。故宫里的每一处说明牌都有中英文两种，中文说明牌前总是人满为患，英文说明牌前只有我的两个女儿，从她们身边走过的游客无不惊诧：这两个看上去是十足的中国人，英语真的这么好，不看中文而看英文？不过，当听到她们彼此偶尔用英语对话，方才明白，这是两个英文比中文流利的海外华裔后代。

离开北京的前两天，父亲给我的两个女儿提出要求：每人用中文写一篇游记。两个孩子在我的影响下，用中文写的记录生活的文章，时常刊登在《星星生活》上，父母在北京也是每篇必读，但那些都是被我改过了的，这一次，他们要亲自看看两个孩子中文写作的原文。于是，小姐俩郑重其事地闭门专心写作，小女儿两个小时后交稿，大女儿则在反复修改后提交。小女儿写的是卢沟桥上数狮子，大女儿写了世界公园里观览世界名胜。离开北京的前一天，两个女儿分别得到她们的姥姥姥爷对文章的点评，从文章结构和叙事条理方面，不得不赞叹加拿大中小学这方面的教学成果。虽然文中含有病句和错别字，但是，总体上还能用中文表达清楚，这是最令人满意的。当然，这除了老师的引导，孩子自身的努力之外，更与《星星生活》编辑读者的鼓励与支持分不开。后来，这两篇文章经我修改后，都刊登在《星星生活》9月5日675期上，也成为孩子们此次回国之行最好的纪念。

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孩子们终于如愿以偿地喝到地道的北京酸奶，自打今年7月初在多伦多的夜市上喝到小塑料盒装的老北京酸奶，两个孩子不仅倍爱那酸奶，而且很想收藏图片上老北京酸奶的小瓷罐，虽然多伦多也有老北京酸奶，但超市买的都是简装盒的。在北京，她们得到梦寐以求的北京酸奶白色小瓷罐，7元一罐的酸奶，其中2元是押金，退罐退押金，言外之意：酸奶价值5元，小瓷罐价值2元。后来，我们在超市还发现另一种北京酸奶，是装在小玻璃瓶里的，无需押金，这种酸奶比老北京酸奶稠一些，味道上则相似，孩子们更喜欢这一款，每天一瓶，也收集了好多这个小玻璃瓶，并和几个白色的老北京酸奶小瓷罐一起带回多伦多。

离京前一天正是父亲抽血化验的日子，我也一大早起来和母亲一起陪同父亲去医院。医院并不远，听母亲说，有时很难打到车。好在我陪着去的这一天很顺利，到了医院，母亲径直到五楼开化验单，我则陪父亲去四楼排队等候。医院里的人显然比多伦多医院里的人多很多，五个抽血窗口前都排有近20人，据说这还算是少的呢。等我们快排到的时候，母亲正好拿着开好的化验单及时赶到，省去不少时间。随后，又陪父亲见了一下医生，楼道长凳上坐满了等候的人，还有不少倚墙而立的。两个医生的桌子对面摆放，前来问诊的病人络绎不绝，绝不像多伦多看家庭医生那样，每个医生一个房间与病人单独面谈。

打点回多伦多的行装时，姐姐送来维生素面包、江米条、自来红月饼等我们儿时喜爱的但却很难吃到的北京食品，孩子们把每样都品尝了一遍，然后，和她们的姨姥姥送来的小冰糖葫芦、驴打滚、茯苓夹饼等“北京特产”糖果一起，全部如数带回多伦多慢慢享用。

此番带孩子回国，很多时候，孩子们感觉是新鲜奇怪的事物，对我来说则是岁月和年华重温。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无需相约下次回国的时间，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只要有了空闲，我们就会回国看看。故乡，有我的父老乡亲，成长的伙伴、同学、良师。异乡，有一起留学的同窗，工作的同事，孩子们的学校和朋友。在中西文化间游走的我们，就这样常常穿梭在故乡与异乡之间，两处都有我们的家，都有人世间真挚的亲情和友情。无论在哪里，都为亲人和朋友献上我们最好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