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忆“发小”智夫
2016-07-03 05:55:02
来源:星星生活


(2005年在笔者家中合影)

(星星生活专稿/作者:华磊)昨晚九时许,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王智夫去世了。电话的那头是他的夫人林星。我的心一下子拎起来了……

自从“发小”这个词流行后,我想过,我的发小真不多,智夫就是一个,而且是最“铁”的。回想起来,命运安排我们相遇已经快六十年了。而且总是有交集:同学、同事(同在一个大学教书)、又同移民加拿大,尽管我在多伦多,他在温哥华。

1958年我们上高中,都是由外地转到刚由合肥二中划出新建的“安徽科学技术学校”。他是由北京101中转来的,年龄比我大岁把,瘦高瘦高的个子,整天笑嘻嘻的,非常开朗、爽气、大度,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同学都非常喜欢这个见过大世面的同学,很快把他选为副班长。我俩因为是走读生,回家在一个方向,家里条件都算好的,“气味相投”,很快成了最好的朋友。除了参加“大炼钢铁”和学校基建劳动外,我们还在一起讨论搞航空模型、无线电。甚至还合作表演过相声。

后来“无线电”成了我一辈子的专业,他从事了英语教学,但他却是我搞无线电的启蒙老师。我从搞矿石收音机开始就找他帮忙了。上中学时,他带我到他家去玩,看到他从床底下拖出那一大网篮的电子器件,真叫我羡慕不已。

后来直到我当了无线电系的老师,家里的电视或录相机出了问题了,总少不了向他咨询,或干脆叫他修。他在外语系既搞英语教学,又搞语音室的电子设备,家里总是堆着别人让他修的电子设备。

智夫和我那么“铁”,但他的家庭身世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有段时间传出他家和“大右派”罗隆基有什么关系。出于尊重,我从来没有开口向他打听过。直到两年前在多伦多的一个聚会上,一位访加人士是智夫母亲的学生,席间谈起智夫的母亲张舜琴教授,我才上网查证了一番。

原来智夫的母亲张舜琴是个名人,是罗隆基早期的夫人,但智夫是张舜琴教授和后来丈夫的孩子,和罗隆基并无关系。早年智夫的外公张永福是新加坡的名门望族,是当地著名的辛亥革命先驱人物,曾担任过数届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会长。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有专文报导张舜琴的身世,和改革开放后智夫小女儿王雷如何定居新加坡,并将张教授骨灰带到新加坡下葬……

这样,我才“斗胆”给智夫写了一封电邮,询问事情的原委,并鼓励他将家史写出来;智夫告知,这些都是真的。

也是从安徽大学走出、定居新加坡的著名女作家六六,在看到有关智夫家史的文章后,曾在博客里写道:“看到这篇文章非常感慨,文章中的王雷是我光屁股开始到今天的发小朋友,情同姐妹。我俩被命运安排着总在同一地点相聚,而她家族的故事一直是我梦寐想写的电影。‘恒星流星’这个故事梗概以她家为原型已经说给很多人听。张舜琴先生是我父亲的英语老师。”

智夫上中学时,母亲在合肥师范学院任教,在智夫的家中我就见过她。以后张舜琴教授调入安徽大学,我也于1975年调入该校,就常常见面了。她是一个慈祥端庄的老太太,瘦小而优雅,说着海外华侨特有的、带福建或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把“智夫”说成是“几夫”。

张教授文革中没少挨整,多次被关“牛棚”。她们的家后来住在安徽大学最小的一套房子里,连小厨房一起总共只有十余平方;厕所是在门外楼梯口,几家合用的那种。家里的床采取了“立交”形式,即一个床十字形地架在另一个床上。真不可想象:在这样的“迷你”公寓里,三四十年代就当外文系主任的归侨张教授,用她的打字机编写着英语教材……据说她还主持了那时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英语教学节目的教材编写和播音指导。

智夫是独生子女,但也不能留在父母身边,大学毕业后和林星一同被分配去了军垦农场。当我在茫茫克拉玛依戈壁滩上“献石油”时,他们在皖南山沟“稻田里插秧”。后来两人又被拆散,一南一北在皖南和淮北的中学里任教。

文革结束智夫妈妈补发工资后,买了一部九寸电视机。但家里没有插头,我就上门给他们安装了。由于带电作业,一不小心,短路打火,我就摔下来了,还好没什么事。后来我和智夫开玩笑说,你写小说,一定要把这个情节写进去,我差点在你家“牺牲”了。

智夫的父亲是一个老实憨厚的北方人。和妻子一起下放到安徽后,曾在一个中学里教语文。后来就离职了,据说是因为无意说出过“君子群而不党”这类的言论,被抓住了“辫子”。看到他干起了“拉平板车”的力气活,人们怎么也不可能想到,这居然是四十年代毕业于西北联大中文系,在成都当过记者及编辑的人。

七十年代我调回合肥不久,一次在市中心菜场买菜,见到了他,他在用肉票排队买肉,因为钱不够,就向我借了五毛钱。那时我不住在安徽大学校内,而是和母亲等一起住在父亲生前的单位省水利厅。几天后,有人敲我家的门,原来是王伯伯来还那五毛钱。省水利厅那么远、院子那么大,我父亲已去世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到我家的。凭我和智夫的关系,这五毛钱还用还吗?

等智夫调回安徽大学后,我们两人经常相见。那时我们已是快四十岁的人了,我除教学外,还忙着学英语准备出国。智夫一直鼓励我,帮助我。当我在全国出国考试EPT中取得好成绩时,他到处“吹嘘”我:“在省里拿了第一”,我也不知是真是假。

1986年我在美国做了两年访问学者回国后,想把英语水平保持住。在省里,我给来访的美国广播电视访华团等作技术翻译。智夫及时地推荐我,在业余时间去省科协举办的英语培训学校教口语和听力。后来我得以有机会于90年代初再次来美,而这时,智夫已身在温哥华,苦苦地一个人等待多年,以解决他的移民身份……

在美国J-1签证三年半期满以后,我已经无法延长这种签证或转其他身份的签证。智夫得知后,立即帮我在加拿大找了中介公司,开始办理加拿大技术移民,那时我已快五十岁了,移民评估中的年龄分已经是“0”,对移民加拿大几乎不抱多大希望,只是想把大学即将毕业的孩子“弄出来”。谁知,移民还竟然办成了,真是多亏了智夫。令人皆大欢喜的是孩子在此之前也靠奖学金自己出来了,又很快地因我们移民成功一起成了永久居民。

来加拿大,我凭着还算流利的英语和在美国的工作经验,顺利地找到了技术工作,在一家大公司一干就是十年。智夫像他自己找到工作一样为我高兴。他不时地给我来电话,分析科技发展的新动向,出谋划策要我开发项目,俨然是个发明家和预言家。但我生性比智夫刻板,就没有听他的话去“折腾”了。

说起孩子,我们两家的孩子年龄相仿,又同在一个大学校园里长大。这几年我整理照片时,发现了一些两家孩子在一起的照片,扫描加工后,我都给智夫发去过。如今我们的孩子在美国和新加坡都还不错,似乎我们两家教育出来的孩子就适合在国外。智夫的大女儿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当了教授,现在又当起了学院的院长。小女儿能力更强,转战加拿大、美国和新加坡,现已是一个跨国公司亚太区的部门老总。

在老同学的心里,我们俩都在加拿大,似乎离得很近。其实,自打离开安徽大学出国后。我们只见过两次,相处时间只能以小时甚至分钟来计算。

2000年我们回国,途径温哥华转机,大约有三小时的时间,智夫在机场迎到了我们。我早已和妻子说好,不能去他家,只能在机场坐坐。可是见面后,经不起智夫“忽悠”,在机场坐了一会儿,终于还是被他拉回了家中。等我们回到机场,飞机几乎就要起飞了,我们拼命地冲了进去。

2005年智夫夫妇送王雷来多伦多附近的密西沙加工作。从电话里得知消息时,他们正驱车从大瀑布往多伦多开,当时我们想在饭店里给他们接风,智夫说来不及了,还有什么什么事,只好等他们到我家后下了点面条。这就是智夫在我家吃的唯一的一顿饭。总算“理论上”,我们俩都到过了彼此的家。一两天后,再联系,智夫已经回温哥华。

2011年6月中我们专程到温哥华及加西和美西旅游,而且大部分是租车自驾游的。我想给智夫一个惊喜,等到温哥华再给他电话。智夫多年来从不回国或外出,满以为这次我们一定可以好好见面“搓一顿”了;谁知,我每天在酒店拨他家电话都没有人接。后来才得知是去新加坡了。

网络和电话还是把我们拉得很近,我们及时得知林星中风后的治疗恢复情况,合肥老同学如何热情地给他们提供帮助。我知道他有糖尿病,但总不认为会有什么大问题。谁知……

智夫,你走得实在太急了,让我无法接受……真的!智夫,你在天上等着我;等我去了,我们一起玩“无人机”吧!就是你电话里说过的、用无线电遥控能上天的小飞机,还能遥控航拍的那种。

含泪写于多伦多2016/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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