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啊我的故乡
2017-03-28 19:17:14
来源:星星生活

(星星生活专稿/作者:姚昉)故乡,对于每个人来说,总会有种无法隔断的情结。最近,在《星星生活》周刊上看到一篇小作者小苗的文章《我的北京印象》,写的却是她母亲的故乡北京。她从五岁起每隔一两年就会跟随母亲去北京游览一次,发现了许多和她出生地多伦多截然不同的新鲜事物并对它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盼望着以后还能继续探索北京。

仅仅是母亲的故乡,何以能激发她如此强烈的感情呢?是中加两国的文化历史差异促成了她的探索欲吗?也许。但这种差异不是被很多人看作是文明和落后的标志吗?她为什么会觉得无论吃的、玩的、看到的、经历的、人际交往中各种富有个性特征的生活内容都那么充满吸引力,那么难以割舍呢?我只能猜想:那是她从母体中承继下来的遗传因子在起作用。

那么,对我这个生在上海,活在上海五十多年的人来说,曾经多少次如此回忆过故乡的今昔呢?

有,应该有。

几年前,为了市政建设的需要,位于延安东路的上海音乐厅必须要让路。但是这幢建筑有着不同一般的历史价值:1930年时,由留学归国的范文照和赵珲设计建造的南京电影院是外国电影进入中国的首批放映影院,解放后就改成北京电影院,再后,由于它的音响设备特好,所以便辟为上海音乐厅,专供音乐舞蹈的演出。这样一座承载着文化发展渊源的建筑不宜轻易拆毁,所以就运用先进技术把它整幢南移。

在南京电影院建成之前曾有过一场和我祖父生死攸关的风波。如今的延安东路处原来有条名唤“洋泾浜”的小河,1920年前后填河筑路,造成了很宽的东西向大道爱多亚路,抗战胜利后,曾易名中正东路,解放后才改为延安东路。在填河筑路的时候,由我祖父率领的工程队施工。而洋泾浜地区原来都是潮州帮的祖坟集中地,建筑新路势必要挖掉旧坟,潮州帮会认为破坏了他们的风水,愤而群起,企图置我祖父于死地。后经公共租界出面调停,才挽回了危局,终未酿成悲剧。

我在上海音乐厅听音乐时曾遇到过夏梦和王丹凤。休息时,夏梦穿着一件棕色旗袍大方地在回廊间散步,而王丹凤却在座椅上用手掩着脸,生怕被人认出。我尽管是个戏迷,但谁也没去叨扰她们,只是暗自思忖:自己处身的这幢巍峨大楼下面有着虽未发生但极可能会发生的惨案哪!

解放前我最喜欢吃的一种西点叫“哈斗”,它就像春卷那样长长的一条,外层涂上巧克力,里面就是琪琳酱,在复兴中路的森纳饭店有卖。文革后,南京东路上一家名叫“东海”的咖啡店恢复供应了,但是名字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带有洋味,所以改称“琪琳筒”。有一次,我听到旁边有个顾客在问:“你们这里还有卖京剧演员麒麟童的?”

今天的上海确实已经跟上时代步伐,旧貌换新颜了。老虎灶、黄包车、爆米花、大阳伞拔牙和马路菜场全都消失了,可是不少念念不忘的小吃也同时消失或变味了。特别是广式两面黄炒面,菜单上都有,但端上来的一盆根本不是两面黄,而是油氽粗面条。倒是在多伦多的中餐厅里还能够吃到正宗的两面黄,所以每次经过唐人街,我总会去吃它一客过过瘾。

我的亲戚经常会感叹今不如昔——“全都不是原来的那个味了”。我只能婉言相劝:“可能是我们人老了,味蕾的功能差了,所以才吃不出原来的味吧?”

直到现在,有一个地方是我每回上海必去的:浴室。那里的擦背、扦脚、推拿都是我的最爱。多伦多即使有,也不是那个味,而且价格不菲,非我辈能消费得起的。洗完澡回家的那天晚上我都会睡得很好,甚至不吃安眠药也能够安然入眠。我想,传统的手法肯定有它独到之处。

另外,上海的戏曲演出也是我特感兴趣的。尽管近年来有着很多创新,但卖座情况却在飞速下降,只剩下我们这些老观众了。大概因为它不是进口货的缘故吧?

故乡啊故乡,你既让我爱,又让我嫌,怎么跟你说呢?我的第二故乡可算是多伦多,它用另外一种方式让我既爱又嫌。其实,人和环境总会有适应的和不适应之处,调整心态,安然处置,就无论哪里,无论何时都能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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