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夏日，景德镇的街头，一个六线城镇的样板呈现：破烂、坑洼的主干道，逼仄、脏乱的街巷，地上随处可见的垃圾、空中杂乱无序的缆线，城垣残旧、棚户连片……这座城市的破败，极易幻灭初访者对陶瓷艺术的憧憬，也让它的定位“与世界对话的城市”产生一种荒谬感。

过去的10年，荒谬和幻灭，在这座素有“瓷都”美誉的地级市交替上演。

景德镇莲花塘街原是陶瓷大师作品一条街，最红火的时候，一铺难求。而今，艺术陶瓷纷纷撤离，莲花塘街沦为了杂货一条a’c街。

走在景德镇的大街上，随处可见大量关门倒闭的陶瓷门店，即使是少量营业中的门店也是门可罗雀生意惨淡。这与5年前的景象大相径庭。

2008年至2013年间，景德镇艺术陶瓷市场经历了空前的繁荣。彼时，无论是大师的工作室,还是藏家的藏馆都可以用“门庭若市”来形容：来自全国的商贾名流在这里排队等候付钱。如今，这样的盛况是一去不复返了。

上一轮市场的繁荣主要起源于那些年盛行的“雅贿”。老板们买瓷器的目的是送礼而非增值，生意做得越大，送礼的需求就越大。地产商是需求量最大的群体之一，购买过亿元瓷器的地产老板不计其数。

“我接触过大量的所谓陶瓷玩家，他们本身对艺术不艺术这件事情毫无兴趣。这正是秩序混乱的原因。”艺术陶瓷策展人贺亮说。

他说的“秩序混乱”是指，以“大师”之名定义和定价的艺术陶瓷市场，也称为“大师瓷”市场。

“大师瓷”因此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

真正致命的是，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相继出台，随后开启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这场斗争很快波及与“雅贿”暗合的艺术陶瓷市场。

艺术陶瓷行业的拐点在这一刻到来：泡沫被刺破，市场跌入了冰点。

2018年7月的一天，省级陶瓷大师沈家明在工作室待了整整一下午，一个光顾的人也没有。他向记者哀叹，市场非常低迷，已经两个月没有交易了。“半年卖不出去一个的也大有人在。”价格更是一落千丈。

“不只是腰斩，是腰斩再腰斩。”陶瓷藏家徐杰，“最著名的国家级大师(简称‘国大师’)作品现在打个5折腰斩，其他国大师作品基本上就是两三折，腰斩之后再腰斩，几乎就只剩下‘脚板’了。这已经很可以了，如果不到国大师这个级别就更难了，很多人‘脚板’都没了，卷铺盖走人了。”

接受采访的大师们都感叹，现在光景惨淡，市场价格普遍下降。但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作品也降价了。

市场严重萎缩，一些支撑不下去的大师和画师，被迫转行。

据陶瓷业内人士估算，转行、退场的差不多占到了一半。转行的大师和画师，有去做投资当股东的，有去炒股当股民的，有去开酒店、饭馆的，有开服装店、开滴滴的，有送外卖的……最有意思的是，还有人直接从景德镇的陶瓷大师转型为杭州的美容大师，以艺术大师之名挂牌授课。

转行的人当中，有一部分只是回归了自己的本行。

“在鼎盛时期，卖菜的、卖衣服的、开黑车的等各行各业的人，就算一天画也没学过，转眼之间都成为大师了。”沈家明说，他最看不下去的是，那些外行进来的人居然还评上了大师，很多人默默无闻地画了三四十年，一心一意钻研艺术，却一点机会都没有。这很不公平。

在景德镇陶瓷艺术圈，不论是明着暗着都在贬低这个现象，这也导致收藏家流失和陶瓷价格的直线下降。

徐杰说，“有的大师过去一个瓷器卖20万元，现在卖2万元。原来卖100万元的瓷器，现在20万元都很难出手。”

“今天景德镇的艺术陶瓷市场真的非常糟糕，但这是历史的最低点吗？不是，因为有些人仍抱有幻想。”在贺亮看来，“市场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下跌。但即使跌成这样，还是有资本敢于在这个时候托底，还在往上托。”

陶瓷艺术家王晓峰经常收到这样的信息，“你想拍出什么价格都可以，你给他钱就行了。”这挺滑稽的，但真有艺术家愿意花钱这么干。

据透露，确实有赫赫有名的资深国大师，把钱和作品交到了拍卖行。“他要求自己的作品一定要维持在那个价位。这是一个艺术家的‘梦想’，有钱当然可以为‘梦想’付出。”

在贺亮看来，这是最后一次剔骨疗法，就是把艺术家骨头上那点肉给剔下来。“市场的钱已经挣不到了，那就把艺术家的钱给挣了。”

过去的那些年，景德镇的艺术陶瓷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地。有人担忧，在未来的某个瞬间，这些陶瓷会不会聚拢在景德镇，店里随便一堆陶瓷任人挑。“那将是最悲惨的一幕。”还有较为悲观的观点认为，“大师瓷”也许未来会大量地出现淘宝价。

模式的创新仍显遥远。处于谷底的陶瓷艺术圈人士有大把的时间回忆当年。“那时候是真的繁荣!” 王晓峰感叹。

身处其中的艺术家，人人都有机会分享这一轮的繁荣。王晓峰也不例外。

当一个陶瓷瓶子卖一万块钱的时候，他觉得价格很合理，他的艺术水准位列中等，能力不如他的人，瓶子还卖三四万元呢。然而，当他瓶子的价格也涨到3万块一个的时候，王晓峰开始感觉到压力。“为什么？3万块一个，一天画五个，那就是15万元。景德镇市委书记一年的收入都不如我一天的收入，而我的思考能力、我付出的劳动肯定不如他，这就不太合理了。”

事实上，时任景德镇市委书记的许爱民或许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以至于他后来也加入了大师的评选潮流中。2015年，中共中央纪委对许爱民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时，其中就称其弄虚作假，骗取“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称号”荣誉。

基于朴素的价值判断，王晓峰认为，收入和付出应该保持平衡才心安理得。“3万块一个的瓶子，你得画得没毛病、没漏洞才过得了自己的心理关。”王晓峰说，因为对作品要求高，后来就越画越慢，有时候一个月才画出一个。

从圈内人的角度看，繁荣时期，像王晓峰这样一天画5个已经是非常老实和自律的艺术家了，其他人一天可以画50个，甚至更多。

那一时期，大师们进行了大批量的流水线生产。

据徐杰讲述，一位画梅兰竹菊的大师，一天就可以画100多个，他的作品炒作到300元一件(编者注：“件”是陶瓷的大小规格单位，瓶子分150、200、300件不等)，200件的一个瓶子就是6万块。

“2013年之前的那几年，景德镇大师们的产量特别惊人，一个大师背后有十来个人在代笔，这样的现象很普遍。”徐杰说，“很多时候是经销商推着大师走，当经销商把销量打开之后，大师作品的量就会跟不上，经销商会主动找画工给大师代笔，最后大师签个名，大家合作一起赚钱。”

在景德镇坊间流传：从2008年到2013年间，景德镇大师们的个人收入甚至惊动了金融监管部门，有关部门对大师们的个人账户进行了监控。“上亿资金的账户并不鲜见，囤积的钱很吓人。很多艺术家，一年赚个三五千万很容易。”

那一时期，大师们的年收入是以千万计的。艺术家们富得流油，但税却很难收上来。景德镇的破败一定程度上源于地方财政的羸弱，该市的财政总收入长期位列江西省末位。

补缴数额的多少成为大师评选的重要依据之一。当然，纳税额与大师的艺术水准毫不相关，因此，这在大师批量生产的时代遭受诸多诟病。

景德镇盛产大师。前些年，人们形容大师批量生产的盛况说，“一堵墙倒下来，砸到10个人，7个是大师”。

现在，在景德镇，“大师”俨然成为了骂人的称谓。你若称呼谁是大师，他很可能回敬你说，“你才是大师，你们全家都是大师” 。

仅仅是大师的种类，从省级大师到国家级大师，不同机构组织评选出来的琳琅满目的大师称号就有近20种，包括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下称“高工”)、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江西省技能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艺大师、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等。在名目繁多的大师中，最受认可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其次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

“大师”的称谓是艺术陶瓷价格的放大器。不同级别的“大师”对应着不同的价格。一个省级大师如果评上了国大师，他的作品价格一夜之间就能翻倍。

“当大家都意识到大师称谓的含金量、市场及社会价值的时候，权力介入的官方评审取代了艺术的审美，大师文化就开始异化了。”大师评选甚至被异化为捞取个人或部门利益的工具。

在景德镇，艺术圈里流传着一个公开的秘密：“百万元买一个省级大师，千万元买一个国家级大师。”但终归比没有好。“即使你画得好，但如果没有‘大师’帽子戴在身上，画也卖不到好价钱。如果有个‘大师’的帽子，再加上画得不错，那就要好很多。”这位江西省陶瓷技术大师说。

这种滥用公权力背书，在市场上攫取利益的评比表彰，已经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警惕。

2016年底，民政部通报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举办的第三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审活动违规。早在数年前，“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选在国家有关部门清理整顿行动中已被取消。国家取消之后，行业协会还私自评选，自然违规。

大师评选的热度在下降。据2018年5月公布的结果，在第七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中，景德镇有8位艺术家当选。

但即使在市场最萧条的情况下，仍有不受大环境影响的真正的艺术家。“像龚循明，他不评大师，但一直很受欢迎，景德镇确实也有这样一批完全走实力派的艺术家。”

他们认为，泡沫会破灭，但陶瓷艺术不会消失，而新的陶瓷审美秩序亟待重建。（凤凰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