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祖国改革开放四十年

（星星生活专稿/作者：华磊）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从民族记忆到国家叙事都太浩瀚恢弘了，个人的经历与之相比是那么微不足道、渺小卑微；但正是这被忽略、遗忘、湮灭的点滴记忆才凝聚成历史的浩荡。看到《人民日报》副刊《大地》专栏“伟大征程•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篇篇文章，把我的思绪带到了四十多年前……

每当听人说“三十而立”时，如烟的往事就会冲开我记忆的闸门，让我想起那又虚度了三年的似水年华，那等待并寻求希望的日子……

1971年我结束了三年“在克拉玛依为祖国献石油的日子”后，从新疆调回安徽。满以为在荒废了五年的专业后可以用上所学的专业了。谁知在联系接收单位时，因学校军代表作梗，我回不成母校无线电系任教；又因为有“港台关系”，也去不成省电视台。为落实单位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皮，最后还是被派发到淮南化工机械厂，当了一名电工。

一切努力付之东流，让我的希望化为乌有，变成了“绝望”。虽然都带一个“电”字，但差之厘毫、失之千里，远不是一码事。在那个年头还有谁去管你的工作是不是对口专业。

淮南化机厂是一个不大的厂，我去时可能只有三四百人。没料到这两年却有一个“名人”出自这里——“大老虎”前辽宁省委书记王珉。他是在我去之后的1972年才被招工到厂里当上一名钣金工，开刨床的。后来上大学，读博，一步步地登上了高位，当上了“中央委员”，2016年落马了。我怎么也无法把他和当年一个稚嫩的学徒工联系起来。真是“时势造英雄”也造奸雄、枭雄。

在我进厂前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3”林彪事件。1971年国庆前后，人们的生活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氛，各种“秘密”小道消息铺天盖地。后来单位里才开始正式传达有关文件。原来，全中国人民“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自我引爆”了！

我们除了开会，学习中央文件，就是“抓革命、促生产”。那个年头，这种口号已经成了“口头禅”，再也无法让“工人阶级”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了。

厂里流行一句话“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是电工”。一个不大的厂就有两个电工班近二十人，老工人不多，主力是退伍军人和我们大专中专毕业生，还有几个社会招来的学徒工。两个班长还是明争暗斗的对头。间或也有点活干，最刺激的不过是爬电线杆子，安装电源外线。班长带着我们几个到淮南煤矿机械厂去取经，回来就自己配方环氧树脂做电线的防爆接线桩了。

除不多的工作外，我们这些电工冬天经常围在炉火旁，夏天蹲在通风的墙角下，抽着劣质香烟，吞云吐雾，海阔天空地胡吹闲聊着，消磨掉不少时光。往往在这种时候，我百无聊赖、如坐针毡——既插不上话，又不能拿本书到一边看。

厂里一度开始评奖，获奖的先进职工可以得到一些奖品，如毛巾之类，虽然杯水车薪只值一两元钱，但相对于一般职工每月三四十元的工资，也还是有吸引力的了。但我们电工班达成了“协议”，大家轮流坐庄当“先进”。有个月终于轮到我了，而且传说，这次的奖品，很“贵重”，是一个特大的搪瓷茶缸。

在我满怀希望得到茶缸的时候，奖品最终落到了班长手里。他把名字换掉了。我也无处“伸冤”，只能在我们“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发牢骚，把这件事称之为“水缸事件”。名称缘自此前不久美国刚发生了“水门事件”，总统尼克松被弹劾而辞职。

当时我妻子带着女儿在临近县的一个农村中学里教书，后来又有了儿子。一个人携儿带女、千辛百苦。她学校离我们厂只有五六十公里。不像现在可以开车往返那么方便，我只能两三个星期乘火车去一趟。帮不上妻子多少忙，最多是做做煤饼，去井边挑几担水。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就在厂里“混”了。

厂里后来有了一台黑白电视，锁在工会的一个高腿的柜子里。晚饭后有电视节目时，就搬到室外空地上播放。但只能隔着黑压压的一片人头，看到屏幕里的闪动。电视里除新闻外，最多的游乐片是西哈努克亲王到访各地，出尽风头，或一些杂技记录片。

我们几个单身的大中专毕业生住在厂里的男单身宿舍里。那是用一个“大跃进”全民炼钢时盖的炼钢厂厂房改建的。高大的厂房只利用了一两层。从房间里向窗外看去，满眼是七零八落的断墙残壁、蔓草荒烟，包括一个像游泳池般的冷却池。这样空旷让人瘆得慌的楼也只有我们男生敢住。

多年后，我得知厂里有两位年轻女子“走了”，死于非命，让我很感吃惊。小王（化名）是芜湖电校毕业分配到我们电工班里的，娇小、白净，性格温和。她嫁给了一位海军军官，因为是“军婚”所以大家对她很照顾，她的死亡和后来生第二个孩子得产后抑郁症有关。另一位小李（化名）是金工车间的，明眸皓齿确有些姿色，车间里的年轻人爱起哄，后来不知为何沉尸在那个像游泳池般的水池里。我算明白了什么叫红颜薄命、命若悬丝。

在此期间，我只干过一件与专业有关的事——利用买的清仓处理品装了一台高功放电子管收音机，又用废旧木板做了一个大喇叭箱。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也是我学着自己绕的。同班组的小范虽是中专毕业，但动手能力很强，给了我帮助。从此宿舍里就响起了“贝斯”十足、余音缭绕的音乐。如今我还经常会哼起那个年代的歌。

但绝大部分业余时间是穷极无聊、无所事事的，我们在宿舍里搞过象棋比赛，几个人合伙在宿舍办过“合作食堂”。也有时干点私活，打起了小家具。我也曾利用边角料做了个煤铲子和一个做煤饼的方框。更匪夷所思的是，有一阵子，晚上几个“男生”盘腿坐在蚊帐里像模像样地织起了毛线，我想学也学了，但怎么也学不会，后来就放弃，躲在蚊帐里学英语了（怕蚊子）。

“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常常敞开心扉、无所顾忌地在寝室里议论国家大事，尤其是邓公73年复出和“四个现代化”的提出，谈的最多的是“奖金”问题，一致认为：厂里人浮于事，吃“大锅饭”，早就应该改革了。

【图：笔者（右二）与工友在一起】

1974我被抽到厂里技术科了，不是干什么技术活，而是去给专科毕业的总工整理技术资料，我心里虽不平衡，但“虎落平阳”也只好得过且过。另一项任务是抄写大字报，那时“批林批孔”搞得火热，我的“信笔涂鸦”被厂里发现，视之为“龙飞凤舞”，也算人尽其才、知人善用。在厂部，大部分时间是没事可干的，就翻阅多种报纸，捕捉形势变化的蛛丝马迹。

那段时间淮南有“反潮流勇士”，鼓吹“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到现在正好八年——第二次文革已经开始”，叫嚣“第一次解决了刘少奇，这一次要解决更重要的”把矛头直指周总理，招降纳叛，结伙成团，大搞打、砸、抢、抄。淮南线铁路一度出现车厢窗户几乎全部被砸，乘火车也不要票的局面。好在我们厂没有什么人牵扯进去。

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此后一两年，各地广播电台纷纷开播“广播英语”。原本学俄语的我，“而立”之际开始了艰难的英语学习。前面提到的学英语就是这时候的事。广播英语里虽然充斥着政治词汇。但正是有了这个开端，才有了我多年后在全国出国人员英语水平考试EPT中，以40岁的“高龄”在省里脱颖而出，才有了后来的两次赴美留学，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我的命运。

1975年我终于调回母校任教。当时大学已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多年，安徽大学无线电系总支书记张健（安徽大学校长、书记张行言的夫人）及系主任戚作均教授等老师力主将我调回，多次派人和有关方面联系，终于成功——让我在大变革前的暗潮涌动之时回到母校搞业务了。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第二年祖国便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后记：在撰写此文的过程中，陡然激起了我对当年同事的怀念，遂发微信给一个在淮南的中学同学，请他打听一下四十多年前几位同事的信息，没想到果然得到答复，令我唏嘘不已：淮南化机厂早已不复存在，在原厂址及周边土地上盖起不少厂房有多家企业（民营）入驻，老厂无踪影，员工难寻觅。……你曾洒下汗水的淮南大地已旧貌换新颜，大通，洞山和田家菴己联成一体，高楼林立，市井繁荣，小汽车己成为许多普通家庭的代步工具。哪一天你回国旅行探亲，欢迎旧地重游来淮南玩玩……让我们举杯为已逝的青春岁月、为诊贵的友谊干杯，再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