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华磊）转眼我已经75岁了，身体不错，每天还能游泳一千米。十年前，就想写一篇题为“我已到了父亲去世的年龄”的文字了。现在一想这事，脑子里总闪过一句话，父亲哪怕是再多活十年也好。

一首动情的歌，“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是我的最爱。想到父亲，我好像就年轻了，思绪又牵回到他在世时的光景。我记事很晚，十来岁之前的记忆来自照片，之后的——脑子里才有父亲鲜活的形象。流去的是时光，流不走的是记忆。此刻我只想将我心中父亲的段段影像置于社会和人生的沧桑中，对之进行追忆、缅怀、反思，触摸那段历史。

父亲出身于农家，是吃山东大葱长大的。在民国年代南下求学，专于水利。父亲并无背景后台，也不谙宦场门道——筚路蓝缕，玉汝于成——硬是靠智慧和勤勉，在这一更需要实践和感知的行当里才有了后来的地位。他待人亲和大度、性格虔诚豪爽，道地的潍坊青州口音、伟岸厚实的身材和那泛着古铜色、庄重而质朴的脸总让人把他当做“南下的八路”。

1949年父亲皈依新政权后干的第一件事，是协助解放军指挥抗洪。后据母亲叙述，父亲不仅出谋划策、运筹帷幄，还在暴雨中亲临防洪大提指挥，振臂高呼，喊破嗓门，赢得了部队首长的赞誉，称他为“真正的工程师”，竟要带他挥师南下。他的“抗洪形象”如同一座雕塑在我心中，永远屹立。

后来父亲在安徽沿淮一带搞“治淮”，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四个生活在南京。父亲得以和我们团聚，却是在一场劫难之后。一次“运动”中被冤狱一百多天，甚至干起推磨之类的苦役。他健壮的身体被肺结核、胸膜炎彻底摧毁，换来的是“受诬陷”而无罪的结论。遂被送到南京救治。如今一看到电视里牲口推磨的画面，就激起了我内心的怫郁，无法释怀。

【图：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在北京】

在父亲养病的日子了，我们享受了久违的父爱。父亲给我们扎了传统的潍坊风筝，一次我放“马桶” 风筝，放飞后倒时掉进了一个小池塘，虚惊了一场。在池塘边，我们点燃煤油灯捻，放进不到一尺长的玩具小火轮里，船儿就能“嘟嘟嘟”地跑几圈……

56年夏我们搬迁到蚌埠，住进了“淮委”为高干和高知盖的蚌埠“小红楼”大院。那是我们一家最美好的时光。我们在大院的水泥路上滑旱冰，学骑车。父亲带我们搞起了一个小菜园。出差北京必定帮我们买回一批纪念邮票，其中不少是苏联的。我的航模爱好也是从父亲由北京带回王府井百货大楼里的器材开始的。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幸福！

57年的“反右”，父亲幸免。因为他才尝过“运动”的厉害，还存有对“组织”不冤枉好人的感恩。1958年“淮委”部分并入省水利厅。全家迁到合肥。不久全民“大办钢铁”，搞水利的父亲也忙的不亦乐乎，被叫到机关的“小高炉群”去献计献策。

全民饥馑的岁月，在食堂打卡吃饭，父母每天让一两饭给我和弟弟——母亲得了浮肿，父亲瘦得下巴削尖。那时每天的“一两饭”就是父母的一滴滴血啊！

62年“七千人大会”后，国家有了短暂的休养生息。父亲单位下属的水库送大头鲢鱼和成麻袋的黄豆到我家，父亲全部拿到机关里去让大家分了。父亲也享受了国家“照顾高知”的“高价餐劵”，除有时带全家去“打牙祭”外，其余都送给了同事。

人们的“好日子”没过上几年，文革便开始了。父亲免不了遭遇灭顶之灾——家里不多的首饰、朋友送的字画、民国时期穿西装的留影，甚至积攒的全国粮票，皆成了“四旧”的罪证被抄。父亲也进了牛棚。父亲曾告我说，被批斗时，他想到了“士大夫的风骨”，曾挣扎着不愿低下头来。好在他“罪证”不多、“民愤”不大，到了两派对立时，竟发生了“一派要抓他，另一派要放他”的局面。我回家时见父身体不好，去和关他的一派“理论”，第二天我回到学校，就听说有人来学校告我的状。当时“组织”已瘫痪，不知此事是不是进了我的档案。

安徽是个多旱涝的农业省，水利至关重要，即在那“硝烟弥漫”的武斗岁月，省“防总”也要运作。一年夏秋，我在从家返校的一个斜坡路上，看到对面还不到60岁，却早已白发苍苍的父亲艰难地推着自行车上坡。我问他到哪里去了，他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但不无自豪地地答道，去省“防总”开会了。那时的他，由于十多年前那次冤狱，肺功能极差，冬季差不多都是在与哮喘抗争中度过的。那年头，能去开会也是一种“好兆头”——满腹全省水利工程的经纶还用的上，哪怕是自己骑车去。我不断回头目送着父亲渐渐远去的背影，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

69年深秋，我从新疆克拉玛依油田辗转5天回到合肥探亲。那天恰好父亲和一帮“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从定远县农村搞“斗批改”回来。我蓦然远远地看到，萧瑟的秋风中他站在一辆卡车旁，等着行李卸下。他那么廋、那么黑，衣衫不整，一个胳膊（患骨结核）还挂着绑带。我心里一阵刺痛——那就是我那曾经驰骋在淮河堤坝上，奔走于高山峻岭水库间的父亲，此刻，他如此苍老、如此无奈、如此卑微。

72年夏，我们一家四口和岳父挤在二楼一间十几平方的屋里，那是大学把教授们赶到学生宿舍筒子楼后岳父待的地方。一天我从窗户里老远处看到父亲艰难地向宿舍走来，肩上用米口袋扛着两个西瓜，那只残废的手还提着百货大楼里最大的那种惯性汽车玩具。他是来看望被开水烫伤一岁多的孙女。

我懂事后，注意到父亲的一个细节，每当上桌吃饭，他总是在拿筷子前静默一下，就像教徒祷告。他并不信教，那是为何呢？这一直是个谜，是怀念父母？是在想“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还是“吾日三省吾身”？

【图为本文作者早年在加拿大摩托罗拉公司工作时的留影】

我未搞清楚这个谜，父亲沉疴宿疾中走了，那是74年底。他生前虽知道了“九一三事件”，也已经从挨整状态中被“解放”，但终究没有等到“四人帮”的覆灭和其后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他看到了我从边疆调回，却没等到我走上大学讲台及80年代年初的负笈美国；更没有看到渡尽劫波后中国的崛起。人生苦短，岁月无情，父亲是那个时代芸芸众生千万个知识分子中的普通一员，他们概莫能免命运多舛，多有一段挣扎困顿、不堪回首的经历，父亲还算是幸运的。

和我同岁的柳传志先生（联想创始人，改革先锋奖章荣获者）在怀念他父母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已经是为数不多的见过那段历史的尾巴的人了，尽量还原真实的历史是我们的责任。不管你是哪国国籍，但你和你的子孙血管中流的是中国人的血，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可谓大道至简，诚哉斯言。纵然我已在国外生活多年，走过春秋，越过寒暑，梦中依然在中国，让我醒来或喜或悲的是和父母在一起的那些往事，对他们的思念幽深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