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于基督教和那些传教士都有着不小的偏见，他们或许没有想到第一套拼音是传教士编的、第一本国际法是传教士翻译的、第一所孤儿院是传教士建的、第一个青年会是传教士组建的……中国太多太多的第一，正是由这群“洋鬼子”开创的。涵盖教育、医疗、艺术、公共文化事业、法律、出版印刷、社会福利、体育等等领域。今天从众多的“第一”中，筛选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看看他们这些人对中国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危害”！

（文接上期）

05、第一所孤儿院

土山湾孤儿院，或许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很陌生的名词。

1850年，上海天主教土山湾孤儿院成立，该院占地84.584亩，建有平房、楼房共34间。

【图：土山湾孤儿院】

这也是中国最早最大的孤儿院，往后的近一百年，一群异国的传教士，前赴后继地扎根于此。

在中国最黑暗的那段历史时代，他们“衣之食之，教以工艺美术”，守护着孤儿院一波又一波孩子的成长，并教他们安身立命于乱世的各种本领。

孤儿院为孤儿们安排了系统的学习内容：

上午7至9点，上国语、代数、物理、化学、地理、外语等课程；下午1点半至3点，上修身、打样等课程。

【图：在工艺训练所实习】

每日除上课外，其余时间在工艺训练所实习雕刻、木工、铁工、机械等工艺。

该院前后共收容过孤儿2500余人，孤儿年满12岁就可以开始学艺，6年毕业后，可选择留院工作或外出谋生。

在当时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活下去已是奢望，这些孤儿不仅受到了孤儿院的庇护，还被“授之以渔”，学得一技之长得以安身立命，得以改写一生的轨迹。

他们之中，有的人成了知名的西洋画大师，有的人成了大学的教授，有的人成了“海派”黄杨木雕的创始人……

可以说，土山湾孤儿院对中国近现代艺术、职业教育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06、第一个公共图书馆

1899年，作为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图书馆学教育家的韦棣华，从纽约来到了武昌文华书院任教。

有过图书馆工作经历的韦棣华，很快发现文华校园内图书资料匮乏，教师学生无教学参考书籍，在整个武汉也没有一座可供大众阅读的图书馆。

这使韦棣华认识到：把西方的公共图书馆理念引进中国，并建立一座大型的新式公共图书馆已非常必要。

为了加强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和资金筹措，她又专程返回美国就读于纽约普莱特学院、波士顿西蒙斯学院，学习图书馆学。

【图：韦棣华】

学习之余，她奔走各大学游说动员，1903年，她带着学到的专业知识和建设款项，回到了武昌文华书院。

历经6年的前期准备和建设，图书馆主体建筑完工，新的图书馆被命名为“文华公书林”——即公共图书馆。

1910年5月16日，文华公书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开放典礼，标志着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诞生了。

【图：文华公书林】

蔡元培称文华公书林“弥孚众望”，段祺瑞则为其题匾“导扬文化”。

韦棣华的余生与文华图书馆同呼吸、共命运，甚至为了中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终生未嫁。

07、第一本国际法

丁韪良，是把国际法正式带进中国的第一人。

他身为美国教士，国际法学者，曾任美驻华公使列卫廉和华约翰的中文译员，京师同文馆英语教习，国际法教习和总教习等职位。

他将美国惠顿的《国际法原理》翻译为《万国公法》，其后还译有《公法便览》，《公法会通》等书。

【图：《万国公法》】

而《万国公法》便是他翻译的、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部国际法著作。

1850年，他来到宁波传教，在1858年与1860年 “英法联军之虞“，丁韪良作为美国公使谈判的翻译官，跟着美国公使在天津与北京谈判

在谈判过程当中，他发现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法，譬如说，领事裁判权，这是丧权辱国的大条款，可是在谈判中，中国人没怎么考虑就接受了……

在丁韪良的心里，清朝政权和中国是两个概念，他对清朝政权的腐败是失望的，但对中国却充满了祝福。

丁韪良意识到有让中国了解和掌握国际法的需要，因此萌生了翻译、介绍西方国际法的念头。

当然他的另一个动机是“帮助中国认识神和神永恒的公义”。

【图：丁韪良】

1862年，他开始着手翻译工作，为了翻译此书，他认真研习了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等书籍，对汉语方言、音韵、训诂等也进行了特别的推究。

《万国公法》翻译出版后，它让中国人首次接触到“主权、人权、自由、民主”等观念。

本书对中国近现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社会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中国开启了走向世界的大门。

08、第一家近代印刷所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成为时代的一大潮流。

在通商五口中地处最北的上海，一批身为西学东渐先锋的西方传教士，云集于此。

1843年底，由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的“墨海书馆”，这不仅是上海最早的编译出版机构，而且还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印刷所。

墨海书馆的机器设备，源自英国，为上海有铅印设备的第一家，也是第一次将西方近代出版印刷技术传入中国。

【图：麦都思】

相对以前的雕版印刷，活动铅印出来的书籍质量大为改进：字无浓淡之异，墨匀则字迹清楚。

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就提到：《谈天》初译成，在上海墨海书局发印，册大将径尺，图表朗明，纸刻今绝。

墨海书馆翻译出版的诸多书籍都可堪称经典，且在中国都是首次出现，如：

【图：《几何原本》】

西方近代天文学译著《谈天》、古希腊著名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名著《几何原本》、近代植物学著作《植物学》……

这些医学、数学、天文学、植物学等方面的译著，为中国学科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同时填补了许多门学科在中国的空白。

而墨海书馆在编译、印刷、出版等方面的活动，不仅成为了中西交流的重要窗口。

而且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翻译、出版人才，对上海乃至全中国近代文明的发展都有着不凡的意义。

09、第一个城市青年会

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于1895年12月在天津成立，全称为“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我们所熟知的篮球运动也是在这一时期，由美国的传教士、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第一任总干事David（中文名来会理）介绍传入中国的。

【图：抗战时期青年会收留的孤儿】

排球、足球、乒乓球、网球、棒球、田径、游泳、跳水、体操等诸多近代体育项目，也是经由基督教青年会引进和推广的。

“基督教青年会”最早由英国的乔治·威廉斯于1844年创办于伦敦。它不是教会，但却是以实践耶稣基督“非以役人，乃役于人”教导为宗旨的社会服务团体。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提倡发展德、智、体、群四育，培养健全人格，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并在当时开展各项社会服务工作：

在社会中办学、赈济灾民；组织合唱团、口琴队；举办各类夏令营、学生聚会、团契；筹办各类的体育活动；创办电台、联青社；协助郭德隆大夫创办天津胸科医院……

一百多年前，一位天津的老者问道：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派一位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够举办奥运会？

这位老人就是被誉为“南开先生”的张伯苓，而他也曾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长之一。

他不仅因接触青年会而信仰基督，而且他后来也作为会长将青年会的理念付诸实践。

【图：张伯苓】

他奋斗终生，为要唤醒国民、教育国民，关注社会、关注人民，推动了社会思潮解放的进程。

而当时天津的“五四运动游行”，便是由东马路青年会开始，绕城一周后再次回到青年会……

10、第一所现代大学

1864 年，狄考文夫妇来到山东登州，从收留六名贫苦流浪少年开始创办“蒙养学堂”，简称“蒙塾”。

这六名学生，除一人读过一年私塾，其余的都是”不知读书为何事”者。

狄考文不仅免去了学生的学费，还提供衣履、靴袜、饮食、笔墨、纸张、医药、灯火及归家路费。

1872年，狄考文又在此基础上，扩大了校舍，增加了课程，为了培养更高层次的人才，狄考文决定进一步提高办学层次，办一所大学。

【图：登州文会馆教材】

经过数年艰难地游说、筹款，筹备，在海滨一隅的小城里，蒙养学堂终于扩建成近代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取“以文会友之意”。

“登州文会馆”代表了当时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也是19世纪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

它所具备的先进的办学制度；欧洲化的班级授课制；专业化的育才模式……对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都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

【图：齐鲁大学】

在历史的进程中，“登州文会馆”合并重组为著名的“齐鲁大学”。时有“南齐北燕”之称，与当时的燕京大学齐名，而后逐渐演变为今天的山东大学。

有人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后人可以随意评说。”若是如此，历史便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谎言与漠视带来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我们满足于谎言，漠视于漠视之后，便再也不能分辨出真相的模样……

或许因着时间上的阻隔，我们对于这些传教士很陌生，我们对于这份厚爱也很陌生，但是不要遗忘，更不要试图刻意抹黑。我们需要的或许仅仅是正视他们，以及正视他们给中国带来的真实的意义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