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素净）疫情下餐馆重开，面临三个问题：流动资金，生意量，人手。

停业期间的几个月房租早已用尽帐上仅有的存款，重开后的流动资金全靠政府的贷款支持，感觉像是又回到了开店初期–生意不知深浅，钱进钱出，拖着一屁股债做生意。

生意量是不能跟以前比了，开了四个星期，虽然天天见好，也只是恢复到一半的生意额。客人的消费信心需要大环境的配合，也需要小环境的吸引。我在想，民以食为天，只要把食品的质量保持住，服务跟得上，客人，总是会回来的。

人手不足，这一点早在我和先生的意料当中。政府的个人紧急援助金CERB的延长并不见得对员工的返岗意愿有太大的影响.在家呆了几个月，现在疫情减缓了，大家也希望能出来透口气。反倒是没了夏令营，没了托儿服务，拖家带口的服务员不能说回来就回来。临时有空缺，我当然心甘情愿顶替而上，再说了，自己的生意还是亲力亲为最见效果。

我俩都在店里，婷婷没人看，一星期至少三天我都要把她往店里拉。孩子在店里，不愁吃喝，就是闷得发慌。我想不出别的办法，让她看完书做完作业吃完饭，剩下的就是她的iPad大好时光。我担心她的视力，叫她玩一会歇一会。不忙的时候，我惦记着她，走过去提醒她两声，要是忙开了，我都忘了还有个女儿在店里。

晚上7点，婷婷婷突然显得很着急，她跑来对我说：“妈咪，我们要赶快走了，不然我踢球就要迟到了！”我告诉她店里要到9点钟才能关门。她听了好不泄气，却又没有办法，神情落寞地走开了。我不做声，我想起了儿子的小时候，心里除了愧疚还是愧疚。

打烊的时候，我叫婷婷帮忙收拾。扫完地，她帮我收拾门口的地毯，她又说：“妈咪，我好想你和爸爸就在家门口那间Wimpys上班呀，那样子，你就可以快快送我回家，然后，我自己上公园踢球，9点钟我回来你们也刚好回到家，那该多好啊！”她看着我，大大的双眼里满是亮光，我陪着她傻笑。

10点钟，回到列治文山，我们找了一家餐馆填肚子。进门一看，有两桌客人，靠着角落的一张桌子上还坐着两个几岁大的孩子，男孩在玩iPad，女孩挨着他坐下看热闹。老板娘正听我下单，小女孩突然跑过来，满怀委屈地说：“妈咪，哥哥他不给我玩。”老板娘边写单边回头，对着角落里的小男孩大声嚷了一下：“阿仔，你咋不给妹妹玩，要乖，知不知？”

“你的孩子？”“是啊，没人看，我又要开铺，真是头疼。”

移民家的孩子，谁没有一个特别的童年。

18年前，我们在士嘉堡南面接手了一家酒吧+餐厅。前店主是一对希腊夫妇，西餐做得够地道，美酒配佳肴，附近的居民闻风而来，十几年的生意，红红火火。夫妇俩英语不大灵光，前面的服务全靠一对儿女。孩子放学后不回家，直接到店里来帮忙。儿子年轻，长得牛高马大，脾气也冲，店里的酒客一听说路易在，个个都不敢喝醉。女儿吉娜是个小甜心，一头卷发，张嘴一笑，一双眼睛弯成了月牙，矮小的身子像只蝴蝶一样在客人堆里来回穿梭，叮当响的小费装满了一口袋。

夫妇俩靠着生意，还了债，买了房子，供完孩子上大学。儿子毕业后在银行里当了一名电脑软件工程师，动动脑子，敲敲键盘，年薪的数字对于父母来说是一种大大的不可思议也是一种极大的荣耀。女儿在一家食品公司里当前台，收入也够自己花销，偶尔回来跟父母撒娇蹭饭吃，问她问什么不找男朋友，她说要怪父母——空余时间全泡在了餐馆。

父母老了要退休，儿女们早已厌倦了做餐馆的日子，不可能再回头。夫妇俩只好登广告转手，看着自己一手打造的热闹天地，十几年的心血，一家人赖以生存的地方就要拱手相让，谁舍得？夫妇俩把我俩当成了自己的儿女，教完这个教那个，嘱咐来嘱咐去，偶尔还回来帮忙，指点江山。

这家酒吧餐厅是我和先生移民加国后的第一个生意，从此，我们也像那一对希腊老夫妇一样，开始了我们的移民生活，重复着他们当年养家糊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