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素净）这是我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听华裔警官周海宁的讲座，如何判断、面对和处理种族歧视与仇恨的犯罪行为。同样的内容却有不同的收获，越听心里越踏实，越听越感到信心在增强。

第一次听周警官的讲座，是在我在住家小区里遭遇种族歧视的当天晚上。讲座由加拿大中国高校校委会联合会组织，目的是邀请周警官给在加拿大的华人普及更多相关的法律知识和应对技巧。

那天上午，我和一位女邻居在小区里走路锻炼身体，不幸遭遇一男子使用了带有种族歧视的言词的攻击，我们随后通过约克区的非紧急报警热线报案投诉。这是我来加拿大二十一年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扰人行为，也是第一次采用这种方式报警。不过，自己对警察的办案流程和方式方法一无所知。

【图：事发现场】

在接线员向我索要一些简单的资料（如姓名、出生、住址，事发时间地址和经过，以及报案的原因等）后，大概过了两个小时，有一位警员电话联系了我。对方的来电显示的是“unknown”，类似这种来历不明的电话如果是平时，我是不会接听的，好在报案时接线员特别就这一点提醒过我，不然真的是要坏大事。

办案警员要求我把事发经过再叙述一遍，他说话简单利索、态度严肃，我听了都有点紧张，一来是担心自己听不清他的提问，二来是担心自己说漏了一些细节。之后，他要了我的电邮，说是会把一条上传证据的链接（因为我有拍下的图片）发给我。

我左等右等，直到晚上参加周警官的讲座之前都没有收到对方的链接。我有点着急，心想对方会不会把我的邮箱地址记错了？我下一步应该如何跟进？我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心理状况下参加了周警官的第一次讲座。

周警官的讲座内容包括了如何判断仇恨活动和如何应对仇恨，会后，组织者也整理出了一些微信版的介绍文章，在华人社区里广为流传。我在这里只是想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说一说事后报案的这一个行为。

周警官说，或许是我们的文化特点，华人总是比较内敛，特别能够忍耐，总觉得事小，不值得报警。还有一些人害怕报警后会被报复，报案时要复述事发经过，会遭受第二次伤害，又或者是不信任警察，担心自己的投诉不会被认真对待，但是，这些都不是你们要担心的问题，你们要做的就是报案。

他还说，遇事不要慌，在保证身体安全的情况下尽量收集一切相关证据，包括图片、录像、车牌号、证人等，再根据当时的紧急程度来选择拨打911或非紧急电话报警。

试想，如果在同一小区的一段时间内发生了十起类似的案件而只有两三个人报案，这与八个或十个都报了案所引起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虽然说仇恨事件一般不会有刑事责任，但警方会找对方谈话并留有记录，这对肇事者来说是会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的。如果对方以后再发生同样的行为，那就对他/她非常的不利了。

可以说，周警官的话讲到了点子上，如果所有的受害者都不选择去报警的话，肇事者只会越来越嚣张，社会治安只会越来越差。我很高兴我们选择了报警。对方就在自家的车道上明目张胆地用种族歧视的语言去攻击他人，这不是一件小事！

第二天，我仍未收到办案警员的邮件，于是就按照周警官在会上给出的建议，接通了接线员的电话。她给了我的报案号码和办案警员的姓名和电子邮件地址，并告诉我对方今天休息，建议我通过电子邮件来联系。

第三天，我接到了另一位警员的电话，对方即刻给我发送了证据链接。我问该警员大概什么时候能有结果，对方说要看事件的轻重缓急来定，暂时不知道所需时间，但随时可打电话进来用报案号查询或通过电子邮件跟办案警员联系。

我自己没有想到报完案后还需要来回多次的跟进，心中的伤疤当然不容易消除，但当听到警员告诉我“我们当然要找他谈话，我们很理解你此时的感受并会及时通知调查结果。”心里就觉得值得了，就觉得就应该选择报案，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式来保护自己。

在那天事发后，我在邻居群里告诉大家事情的经过，以供参考。很快，小区所属的市议员廖立晖先生就得知了消息，他当晚联系了我，先在情绪上安抚我，并说他绝对不会袖手旁观，还会跟警方联系看看如何可以帮到大家。几天后，廖议员和他的助手就邀请到了周警官给小区的居民上了一堂法律普及课，也就是我第二次参加的讲座，真可谓是一场及时雨！

联想到上个月在“反对亚裔歧视和仇恨”抗议集会上慷慨陈词的多伦多市议员黄慧文女士，还有提出并得以通过“反仇恨亚裔”私人动议的赖桂霞市议员，以及抗议集会的组织者、组织法律普及讲座的社区领袖和专业演讲嘉宾等，他们这种为民所想急民所急的精神和行动着实让我感到感动和鼓舞，强烈地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在后面默默地支持着我，告诉我我并不孤单。

如今的华人社区早已今非昔比，各行各业都有着华裔背景的佼佼者，他们不但运用自己的所能为其他族裔服务，也在特殊情况下主动站出来为自己的族裔服务，值得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