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小作者：昌昌）想象中的21年夏天是一个回归正常的夏天——我们摘下口罩，补齐去年夏天所有错过的欢乐和笑声。可是，两个夏天的煎熬后，安省等来的是无限期延长封锁。走出第三阶段的日子因德尔塔毒株变得迷离扑朔，我那些对今年夏天的美好憧憬也被浇成了个落汤鸡。

夏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之一。如同珍妮·汉在她的小说“The Summer I Turned Pretty” 中所描绘的那样，夏天就是美好征程的代名词。可惜夏日过的也快。我时常懊悔过去的这两个夏天都白浪费掉了——没有陪伴我一起冒险的人，也没有诗一般的远方。我只得借助书本中所描绘的景色在脑海里“畅游世界”。天到黄昏方恨晚。无法弥补的日子需要让我反省：疫情以前的那些夏天我都干嘛去了？想着，我的思绪不禁飞回到2019年，新冠袭击安省前最后一个夏天。

19年夏天我17岁，刚读完十一年级。十七岁，多么美好的花样年华！但那个夏天我过的并不尽人意，离“十全十美”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人们可能普遍认为十一年级后的夏天很关键，因为秋后十二年级孩子们就要开始申请大学了。当时，我有4个辅导班——两个我不喜欢的数学课，两个我喜欢的英语课——外加1个家教（此处插入“满满的泪”）。此外，我还有一个多伦多教育局夏季学校的课。

多姿多彩的夏天就这样飘走了。十七岁是电影、电视剧、小说中女主角的年龄；十七岁的夏天应该是坚固友谊的夏天，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可当我的朋友、同学们，或拿着Wonderland的年票，一起出游时，我只得拿着家长签过字的纸，开始了去夏校与数字为伴的清苦岁月。

报名去夏校是我自愿的——其他活动我当时应该没那么多选择。如今，夏校里我学的三角函数和公式早就被忘在了脑后，但那夏天的味蕾却依然“留在我的舌尖上”，无法忘怀。

那年夏天我最喜欢的歌手泰勒·斯威夫特正好出了新专辑，里面有首歌叫《残酷的夏天》。对我来说，19年的夏天确实有些残酷——去夏校时我每天穿着同样或差不多的衣服，每天坐同一个线路的公交，每天坐同一个位置上课，每天吃味道差不多的午餐……那时候，很多事情我没的选择。本该像万花筒里的画面一样绚丽多彩的夏天变成了诸多千篇一律的重复，繁琐的重复把又日子拉得很长。别的孩子都希望暑假长一些，我却希望九月快点到来。

平凡的日子能迫使我们发现小事中的闪光点。幸好我平日学校里的朋友小珍和我去一个夏校。她有一头帅气的短发，颇有个性，为人也让我敬佩。我们一起吃午餐、回家。她的陪伴给那段时光涂上了一层金灿灿的高光。我们互相倾诉烦恼、讨论愉快的事情，是彼此的倾听者。这无疑是个很大的安慰。

放学后的课外辅导也很“残酷”。一周里除了周三，我天天都要光临那个机构。和我一个课的还有我平日学校的另外几名同窗。她们是朋友，但我跟她们不熟。我也多么希望能融入一个小群体、能有朋友！“奇迹”就发生了。

在英语课上我认识了坐在我身旁的小薇。我们有些一拍即合，很快就发现了共同话题。她告诉我她那时正在考钢琴演奏级，我与她谈羽毛球、聊泰勒·斯威夫特新专上我们喜爱的歌。她的出现让我的回忆变成可以与人一起分享、见证的温暖回忆。与她的结识点亮了那段晚上黑夜中上课的时光。

可即便如此，我还是感到行路难！上夏校时，有一次，我感到很多压力在压迫我：我的烦恼是我想拥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一位与我无所不谈、陪我跨越人生不同篇章的朋友。可我并没有。当时陪我的小珍也要在夏天结束后转学到另外一个城市。我于是跑到了夏校的教务处辅导员去寻求心理帮助。

记得当时接待我的老师是一位很端庄、但又有些活泼的女士。我告诉她我的苦恼。她跟我说了一番话，有一点让我格外记忆深刻。她问，“你知道你应该有的最好的朋友是谁吗？” 谁呢？她答：“是你自己。”

当时的我怎么会想得到呢！多少时候，我们在垂头丧气之时忽略了自己？至今，这条教诲依然深深的存在我的脑海中：欲想与她人交往，要先与自己内心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后来，这条智慧变成了我十二年级年鉴上的毕业留言。

这个智慧在在后来的疫情中也凸显了它的重要性：当我们被迫与外界隔离开来时，要想过得好，还是要学会和自己相处，稳固自己与内心的联系。以后我若感到烦乱，我便可从脑海里把十七岁的夏天调出来，告诉自己，既然那个残酷的夏天我都闯过来了，现在也可以长风破浪，直挂云帆济沧海！

十七岁那年我所学到的、感觉到的，我想把它们记下来，永驻心头。就像有人说把知了壳收藏起来就好像把夏天永远保留了下来一样，我摘下路边的小花、把它们夹在我的日记本里——好像那样我就可以把我十七岁夏天的一部分带走了。那干了白色小菊花和小紫花现在或许还留有一丝芳香。当我翻开日记再品读过去的时光时，那气味和色泽可像时空机一般，让我重返我的少女时代。

如电影《头脑特工队》所诠释：一段回忆不必只由有一种情绪构成，它可以是五味杂陈的。我十七岁的夏天既是金色的也是蓝色的。苦涩、欢喜、失落都是属于十七岁那年夏天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