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马强）数年前通过一家中介找了一份食品包装公司的一般体力工工作。这个公司的工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式员工，一类是像我这样由中介发放工资的临时工。公司各色人种都有，这也符合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特色。反正大家都是打工仔，谁也不比谁高明多少，所以基本都是各干各的，相安无事。

但有一群人偏偏不这么认为，这群人就是菲律宾人。菲律宾是劳务输出大国，比如著名的菲佣。打工打久了，菲律宾工人大多比较温和，属于井水河水各不相干。而这家公司的菲律宾人之所以趾高气扬是因为他们有后台，后台就是公司的生产经理阿曼达。阿曼达个头不高，矮矮胖胖，脸上始终挂着菲律宾大妈那种常见的笑容，看起来很随和的样子。

据说阿曼达是从包装工做起来的。这种来自基层的领导最大的特点是业务熟练，但是下属的所有猫腻也逃不过她的眼睛，所以大家对她还是颇为敬畏。阿曼达为人处事大体还算公正，只是有一个特点就是护短，总是尽力维护和她同族裔的菲律宾人。这样一来，有些心术不正的菲律宾人就会借此搞些小动作。

和我一起搭伙干活的就是个菲律宾人。这哥们名字挺长，不太容易记，他就让我们喊他丹。不过我们都称他为蛋哥，和他一起搭过伙的工友一致认为这哥们的确是个令人蛋疼的家伙。

蛋哥也是一个临时工，不过比我早进公司几个月，因为和阿曼达说得上话，所以有些仗势欺人。蛋哥的最大爱好是欺负新手，欺负老实人，欺负亚洲人。蛋哥一看到我和他搭伙，异常地高兴，因为蛋哥认为简直没有谁必我更符合他的霸凌标准了。

蛋哥表面上对我还是很和气的，哥们长哥们短地叫着。只是蛋哥基本不干活，要么出去抽烟，要么就是找人聊闲，或者干脆站在那指挥我干活。起先我也没太在意，多干点少干点没必要计较，毕竟大家同事一场也不容易。

这么着干了几天，我也有些心理不平衡了，一天两天也就算了，天天这样 也有些欺人太甚了。后来我就和蛋哥说，我们俩的工作一人一半，各干各的，互不干扰。蛋哥肯定找了一堆理由拒绝，我自然不会让步。蛋哥一看我态度强硬来真的，也没辙，就勉强答应了。

只是蛋哥干活时常常偷懒耍滑，要么干不完，要么就干错了。工头追究下来，蛋哥就都推到我的身上。工头不信，蛋哥就去找阿曼达告状，说我做得慢而且工作糊弄不认真。阿曼达就让中介在公司里的负责人找我调查一下。

我把情况一说，中介那哥们马上就明白是咋回事儿了。这是一家韩国中介，这哥们倒是不偏不倚，和我说不用担心，有啥问题尽管和他讲。我就说和蛋哥干不到一块去，让他帮我换个岗位。他一看我这架势，也怕万一事情搞大了不好收场，就答应了。

没几天，我就被调到了工程部，从此远离了蛋哥。据说蛋哥很生气，只是鞭长莫及，肯定是不会有啥后果了。工程部的经理叫罗斯，是个白人小老头，整天笑眯眯的，大家都说他是个笑面虎。我心想不会是刚出了虎穴又入了狼窝吧。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罗斯真的是个好人。他的笑容是真诚的，即使批评你的时候也是笑着说，好像生怕你会有心理负担似的。罗斯在公司地位比较高，和老板私交也不错，公司里没人敢惹他，包括阿曼达。

当时公司正在搬家，从士嘉宝搬到宾顿市。工程部的任务就是搬运设备并在新厂组装，老板的要求是尽量不要影响生产，于是就只能分期分批搬拆。工程部都是正式员工，只有我一个临时工。老员工不好把握，我那时年轻，罗斯看我手脚还挺麻利，就把我留在身边，当成自己的跟班。这样一来，就再也不会有人对我欺生了。

每天早晨，罗斯都要先到老厂去安排工作，然后开车带着我去新厂。罗斯在路上总会买杯咖啡，然后还要给我带一杯。那个时候刚来加拿大，我对咖啡也不是很感兴趣。但是不管我如何拒绝，罗斯总是会硬塞给我一杯。

罗斯说喝咖啡是加拿大文化的一种，习惯了就好了。你还别说，和罗斯一起干了两个月，还真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而且欲罢不能。疫情期间，去咖啡店不方便，甚至还专门买了一套手动咖啡设备，用咖啡豆自己在家里磨咖啡。

就这样，我和罗斯两个人一杯咖啡，一路闲聊。罗斯讲的最多的是他的搭档，也就是他的同居爱人的一些琐事，听得出来，罗斯对他的搭档还是很关心的。后来罗斯的搭档被诊断为癌症，罗斯的心情一度很低落，脸上的笑容也不多见了。

搬到新工厂没多久，罗斯说他要和搭档一起去度假，让我先回阿曼达那里干一阵子，等他回来再说。不久之后，我就被中介通知回家休息了。休息了几个星期，中介说罗斯让我回去上班。可惜我已经找了另外一份工作，就只能婉言谢绝了。

后来，我又去过一次这家公司，专门给罗斯送去一张咖啡店的礼品卡。罗斯很惊喜，并告诉我如果想回去上班，随时找他。罗斯说得很诚恳。自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罗斯。不过罗斯真的是个好人，一个大大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