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天乐）今年的加拿大国庆日，也是加拿大《华人移民法案》（即排华法）实施的100周年。

马修·严 (Matthew Yan，音译) 随身携带一张身份证件，照片中的是他的父亲俊先生（Bing Sun Jun，音译），父亲脸上坚忍又坚定的表情，把严先生的思绪带回从前。

照片中，当时仅13岁的俊先生穿着借来的衣服：成年男子的西装垂在他幼小的肩膀上，让他看起来比原本的自己成熟太多。

“我为他感到难过，他孤独了一辈子，” 现年已74岁的严先生说道。现在距这张照片的拍摄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

身份证件的底部工整地写着1920年12月23日，就在华人被禁止进入加拿大的三年前。

1923年排华法案立法之前，数千名中国工人抵达加拿大，对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西段的建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与白人工人相比，他们的工资低得多，任务也危险得多。数百人死于事故、疾病、营养不良和寒冷。

然而，1885年铁路竣工后，他们面临着政府和公众的广泛歧视。

《华人移民法》又被称为《排华法》，是随后种族主义反华情绪的顶峰。

它不仅阻止了华人继续移民，还迫使已经在加拿大的华人进行登记并携带身份证明，如 CI 证书，否则就有被拘留或驱逐出境的风险。

卡尔顿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历史学家劳拉·马多科罗 (Laura Madokoro，下图) 表示，该法案 “实际上是为了限制中国移民在该国永久定居以及建立家庭和后代子孙的可能性”。

“这一影响是跨代的。”

昨天，在加拿大人庆祝 7 月 1 日之际，许多人也在反思这部法律的影响。

严先生回忆起父亲的经历：作为一个孝顺的长子，父亲俊先生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人，移民来加拿大工作，为家里人提供收入。但他需要缴纳人头税，这是一项旨在阻止中国移民来到加拿大的费用。

“父亲告诉我，他们把他锁在一间小屋子里，直到有人能为他交 $500 的人头税，然后他们才让他出去，” 严先生说。

“$500加币，在当时来说，是一笔巨款了。”

俊先生最初在厨房里担任洗碗工，后来慢慢做了厨师。他在温哥华彭德街的一家旅社住了51年，将赚到的钱寄回中国，以供养他的家人。

“我问过他，‘你怎么在旅社住了这么久？’” 严先生在卡尔加里的家中接受采访时回忆道，“父亲说，‘因为我就一个人啊。我很孤独。’”

Madokoro 教授表示，加拿大政府基本上认为中国移民都是单身汉，但许多像俊先生 一样在中国有家人，并且他的家人很依赖他。这些年来，他寄了很多钱给家人，足够他们在中国盖两栋房子。

俊先生会定期回家，并最终结婚了，但他无法将妻子带到加拿大。而且由于她不会写字，寄信也很困难。

Madokoro 教授认为，加拿大政府通过移民禁令来断绝家庭关系，这是他们故意且无知的行为。

“这破坏了任何能让他们家庭团聚的机会，”她说。

俊先生相信那段岁月对于他父亲来说是漫长而孤独的，而且这种情况并没有随着移民法案的结束而结束。

当父亲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俊先生在中国与第二任妻子结婚。他们的女儿出生于1940年。俊先生最后一次回到中国是在1948年，即《中国移民法》废除后的第二年。那次他在国内呆了很久，直到1949 年 12 月，也是儿子出生的那年。但在儿子出生两天后，俊先生就上了最后一班前往加拿大的船。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我的爸爸，直到我21岁来到加拿大，”Matthew 若有所思地说。他的姐姐也再没有见过他们的父亲。

当初严先生没有出生证明，因此他在加拿大移民局接受审问，只为了证明他是俊先生的儿子，只有证明了才能获准移民。

“面对加拿大人真是太可怕了，” 严先生回忆道。他被盘问村子里有多少户人家，房间的窗户朝哪个方向，从哪里取水。

一旦他的答案与他父亲的答案不符，他的移民申请就被拒绝了。

此后，严先生和父亲又分居了10年，他再也没有见过他父亲的照片。直到1971 年，通过验血证实了他们的亲子关系后，两人才终于团聚。

在机场严先生想表达对父亲的思念，但却感受不到他们之间的任何联系。“我尝试过，但我做不到，” 严先生回忆道。“我叫不出口 ‘爸爸’ 。这真的很难。”

“我知道他非常爱我，所以我感到抱歉。我很抱歉，” 严先生说。

严先生曾问过父亲为什么总穿两件套西装，还戴上帽子，系上领带，父亲的回答让严先生记忆犹新：“我不想让别人看不起我。”

经过数十年的社区运动后，前总理斯蒂芬·哈珀 (Stephen Harper) 才终于在 2006 年正式为导致像俊先生和严先生这样的家庭破裂的歧视性法律和政策道歉，并向幸存的人头税纳税人和已经去世的人的配偶支付了象征性的款项。

Madokoro 教授说，尽管如此，这些政策的影响还没有结束。

2020 年疫情时，反亚裔仇恨，尤其是反华仇恨的例子大面积爆发。

Madokoro 教授说：“我们仍然有移民制度优先考虑某些人的永久移民，并且认为其他人只适合做临时工。”

她说，重要的是不要将《中国移民法》视为已经结束的“黑暗篇章”，而应该将俊先生和儿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故事理解为加拿大集体历史的持续组成部分。

多伦多新上任的市长邹市长（Olivia Chow）昨天也发推表示纪念。

“我们不可能知道一共有多少家庭因为排华法案被阻止团聚，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有关于从未到达加拿大的配偶、孩子和父母的记录。”

严先生说他已经原谅了加拿大，并感谢他在卡尔加里享受的生活，他在那里有着两个女儿。

当他看着父亲的照片时，虽然他并不熟悉这个人，但他确实看到了一个好人，一个为了几乎不认识的家庭拼尽自己全力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