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米哈伊尔跨越三代的友谊
2012-12-30 10:35:42
来源:星星生活

(星星生活特稿/作者:叶元凯)我和老伴去年11月的俄罗斯之游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延续了我们和一位俄罗斯老友的三代友谊。

事情还得从上世纪50年代说起。我1955年华东师大毕业,响应号召,自愿支援西北,分派到陕北米脂中学教俄语。米中是当时陕北的“最高学府”,有悠久的革命历史,边区时期,不少知名的文化人都在米中任教。

米中位于城边的盘龙山下,校内有一座明朝修建的道观。据说,李自成起义后曾派侄儿李过将其扩建为行宫,所以屋舍俨然,风景优美,是陕北著名景点,留下很多文人墨客的诗篇。

米中的学生出身好,很淳朴,学习劲头大。我也热爱自己的教学工作。1957年11月,恰逢十月革命40周年,中苏友好处在高潮时期,我就把学生学俄语的情景写成文章发表在北京出版的俄文的“中苏友好报”上。半个月后,从苏联各地寄来成捆的信件,邮局的人不懂俄文,到学校来问我。我一看,竟然全是写给我的。先后近两周,天天都是一捆。

这些信件表达美好的情谊,寄来图片、书籍、共青团徽等。我把信件分给学生,让他们用俄文和苏联朋友通信。学生们情绪很高,我还在校内举办相关的展览,展出苏方寄来的信件和礼物,轰动一时,领导和老师也来参观。信太多,我们无法一一回复。我就把信件寄给我的大学同学– 当时他们已分散到全国各地教学,让他们也发动学生和苏方通信。

学生们的通信延续了很长时间,对俄语学习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59年毕业生两个班有9人考上外语学院。有的通信一直延续到大学阶段,有的还谈起恋爱,由于形势转变,结果当然不会美妙,面临要爱情还是要党籍的选择,人生留下一段辛酸的回忆。这些情景在2009年出版的由中国俄罗斯友好协会主编的《情系俄罗斯》一书中当事人–我50年代的老学生们有生动的回忆。

我当时也选择了几位友人通信,其中一位就是米哈伊尔,当时他是科斯特罗马市一所技工学校的校长,比我大几岁,他夫人是一位工程师。他二战时参加红海军,复员后上大学,是历史专业,写了不少有关该市的历史研究著作。

他开始给我写信前17天,儿子萨沙出生了。全家洋溢着幸福感。他又帮助米中的数学教研组和科斯特罗马师范学院的数学系建立联系。后者给米中寄来很多该校自制的立体几何教具。米中数学老师很高兴,他们说,抽象的概念一下子就形象化了。这件事作为中苏友好的范例,当时的陕西日报刊登了报道。

1958年初,我结婚时,米哈伊尔夫妇给我们寄来了礼物,有给我妻子的头巾,还有俄罗斯的漆盒–是俄罗斯的工艺品,盒面的图画是红场上一对古代俄罗斯民族英雄的像,盒里装着糖果。

1959年,教育厅把我调到咸阳,和妻子在同一学校教俄语。我们继续组织学生和苏联学生通信。我写文章、搞文学翻译,发表在报刊上,兴致勃勃。

60年代初,中苏慢慢翻了脸,九评一篇篇接连发表。好心的领导爱护我,劝我不要组织搞学生通信活动了。我还想不通,我认为通信是青年人的友好交流,我不了解政治的危险性。我还在信中宣传我们党的观点,表示斯大林是伟大领袖。米哈伊尔有一次在信中用中文写下“毛主席万岁”,使我很兴奋,认为我也为反修出了力,使一个苏共党员提高了认识。他向我学习中文,信封都用中文书写。

米哈伊尔这时有了集邮的兴趣。我们开始交换邮票、研究邮票。我特地要他给我寄有列宁、斯大林的邮票和斯大林时期的老邮票,我不要赫鲁晓夫时期的新邮票。我则给他寄去老苏区和新中国的邮票。

米哈伊尔有着历史学家的素养,常给我提出他研究中国老解放区邮票的种种问题,要我解答。我认为这是宣传我党反修观点的好机会。因此,在大张旗鼓反修的气氛中,我仍然和对方书来信往。

国内文革的密锣紧鼓日紧一日,我终于在1966年3月决定停止给米哈伊尔写信。不久工作组进校,造反派夺权,两派斗争,互相攻击。我被戴上“里通外国”“苏修走狗”的帽子,成了有严重问题的人。

为了让组织了解情况,我把米哈伊尔历年的来信装订成册交给工作组审查。一直到文革结束,也找不出什么问题,只好不了了之。

时间一晃就是十多年,到了80年代中期,文革造成的创伤慢慢得到平复,社会终于恢复了理性。改革开放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在大踏步前进;另一方面,苏联和东欧也发生了剧变,社会日益动荡,原有的制度瓦解,人民的生活日益艰难,特别是老年人。

在这种形势下,我怀念米哈伊尔一家,1984年我试着给他写了一封信。我们又恢复了联系,双方都为我们的友谊得到延续感到高兴。米哈伊尔赞扬中国的发展,对苏联的状况感到无奈。

这时他的孩子萨沙快30岁了,研究生毕业,已经成家,还有了女儿尤莲。米哈伊尔一家很爱小孙女,给我们寄来了她的照片。我们也在信中要求米哈伊尔代我们吻吻尤莲。我们家的3个孩子也已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老大在大学工作,老二是医生,老三在研究所。我们也把全家福照片寄给他。

萨沙有点口吃,从报上看到我国中医有办法治疗,曾经萌生念头来中国治疗,终因种种情况没有成行。那时,每逢米哈伊尔给我写信,萨沙也总写上一页。父子同时和我通信。

在八、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刚起步,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我老家靠近温州,私营工商业蜂起,产品逐步外销。我有亲友开皮鞋厂,他们生产专供寒带地区穿的皮鞋,向我询问能否联系苏联的销售业务。我写信给萨沙。他当时也很热心去了解情况,但总因距离远,联系不便等因素,没有什么发展。我想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当时我们双方的状况和心态。

1986年9月,米哈伊尔的妻子索菲亚长期卧病后去世,米哈伊尔非常伤心。他的心脏开始出现问题,几次住院治疗,健康每况愈下。我们的通信就由萨沙主导。他已担任副教授的职务。

1995年10月,我们的老朋友米哈伊尔走完了人生道路。萨沙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信告诉我这一悲痛的消息,并附来一张当地报纸上的相关报道。文章提到,米哈伊尔在卫国战争时是海军军官,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贡献。战后他参与地方的文化教育事业,研究历史,成绩卓著。他一直是苏共党员,信念坚定。我推算,米哈伊尔去世时只有60来岁,他夫人年龄更要小一些。我想,他们的过早去世和当时俄罗斯社会的剧烈变动是有关系的。

2001、2007年我两次去加拿大探亲,住了好几年,和萨沙的联系慢慢就少了。去年11月我们老两口去俄罗斯旅游,出发前半个月,我试着给他写信,并在信封背面留言,请邮递员帮助寻找。结果,在我们出发前两天收到他的电邮,联系就恢复了。

我们在莫斯科停留的时间太短,他家离莫斯科大约还有300公里,我们难以在莫斯科相见,我们相约以后找机会见见面。

萨沙告诉我,他现在是经济学教授,他的学校和中国海南省的一所大学有友好关系,经常互相来往,学生中有不少来自中国。他发来了他父亲早年的一些照片,其中一张上一世纪30年代的全家福照片,米哈伊尔当时只有6、7岁光景,站在他父亲身边,家里有5个孩子,背景的房屋是俄罗斯的木板房。这是一张80年前的老照片,反映了当时的生活情景,保存到现在,非常珍贵啊!

萨沙现在也五十好几了,从照片上看显得有点苍老,头也秃了,两鬓斑白,他夫人艾列娜是个医生,家里现在也空巢了。时间过得真快,萨沙已从婴儿变成老人,我和他家的友谊贯穿他的一生。

我们还交流了锻炼和保健的做法。我们老俩口每天早睡早起,早晚健走半小时以上,常打打乒乓球或羽毛球,有机会就出去旅游。萨沙告诉我们,他坚持步行上班,不开汽车,周末夫妻二人就去乡间别墅住两天,这种做法和加拿大人类似。

他们的别墅在伏尔加河边。他们在河里钓鱼、游泳,在别墅的园地地养花种菜,果园里种着苹果和樱桃。他们按农时忙忙碌碌,使身体时时有点小劳,精神健康愉快。冬天就洗桑拿浴,用桦树枝拍打身子。他们还常到森林里采蘑菇,这是俄罗斯人的风尚。他说,在森林里边走边找蘑菇,对健康大有好处。

萨沙正处于花季的女儿尤莲现在在美国留学,今年秋天她要结婚,萨沙夫妇到时候要去美国参加婚礼。我们今年夏天要返回加拿大,我们两方初步考虑在北美见面,圆我们相交半个多世纪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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