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丁丽茹）那是一个暮春的黄昏吧，公园里的小河象一条刚刚睡醒的蛇，弯弯曲曲地扭着身子流过去，夕阳里几棵大树的影子薄薄地抹在绿草地上。草地上散落着成群的加拿大雁，有的由大雁夫妻领着黄绒团团一样的小雁勤奋地啄着嫩草，有的索性对着河水发呆，唯独那棵小树丛下卧着一只大鸟，身形看上去象大雁，可羽毛却不是利利落落的灰黑色，而是花哨的灰白相杂，看上去就像一堆旧拖布，那鸟脸上也不是雪白的短毛，而是透着些苍白的猩红，这长相有些奇怪的鸟可能是大雁跟别的什么鸟杂交而生吧。它把脚埋在身下，翅膀尽量地向后缩，头几乎着了地。过了一会它站起来，小心翼翼地靠近雁群，可那些大雁却扭着脖子伸出长噱把这异类赶出去，那鸟只好又孤零零地卧到草丛里去。

“妈妈，他们为什么要到我们的国家来？”不知为什么，此刻萦绕在耳边的是多年前在美国留学做餐馆服务员时，那个蓝眼睛的小客人，仰着粉扑扑的小脸问出的这句话。童言无忌，看来人类跟鸟群一样，对异类有着本能的排斥。尽管当时那个举止得体的妈妈当时连忙向我道歉，然后小声地对孩子说，如果你说不出好听的话，就什么都别说！

对异类的排斥也不总是这么温和。也是初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灿烂的阳光下，一个中产阶级的街区里，一幢幢设计巧妙的独立屋，和每一家房前精心裁剪过的花园，令朋友和我的中国话说得越来越兴奋。就在这个时候，后面跟上一位白皮肤的老太太，她瞪了我们一眼，只说了两个字: Speak English（说英文）！掐掉头前的“请”，去掉尾巴上的“好吗”，这光秃秃的两个字，象一根棍子打断了我们的话头。我还不服，嘴里嘟囔着，说中文怎么了？我那嫁了当地人的朋友说：这是人家的地盘。不知怎的，在人家的地盘上，那阳光好象一下子浸了水，还是咸的，漫进人的胸口和全身。

之后的一天，报纸上的头版头条报道中国收复香港的新闻。当然报道的内容不是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庆祝香港回归祖国，而是最后一届香港总督的船怎样怀着落寞和对香港前途的担忧缓缓地离港。当晚，和几个一同在中餐馆打工的朋友把那辆旧车开到洛杉矶漆黑的海滩上，几个人面对着太平洋却看不到欢乐的彼岸。我们将车的四门大开，把那盘已经在中国人中间转借了一圈的大陆歌曲放到声嘶力竭的音量。黑暗里歌手气壮山河地唱着：“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当他唱道：“中国–祝福你–”几个男生也开始跟着吼，轮到我跟唱的时候，“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一个“好”字刚张口，一股辣味的海风恰好灌到我骤然变紧的嗓子里，人咳得象哐的一声摔在地上的破锣，咳得流出了泪水……

后来，我移民来到加拿大。加拿大这个国家是个平和包容的地方。几百年前，欧洲移民刚刚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是用与土著人通婚的办法寻求生存和壮大，土著人容忍接纳的文化由此渗进这个国家的精神，所以这里没有发生过美国历史上那样激烈的种族冲突。尽管后来随着移民势力的壮大，欧洲文化成为这个国家的主宰，土著人的文化渐渐褪到背景中去，但相互包容依然是加拿大人的个性，在大城市里更是如此。有时交通告票法庭的一排椅子上可能坐上六七个人，虽然各人操着不同的口音，却可以一同嘻嘻哈哈，或一同抱怨天气和警察。

平常在银行里做事，多数客人都是当地人，他们对银行职员的各种肤色也司空见惯。中国人，这林子里的一只异类的鸟，靠着自己的勤奋也慢慢有了自己的地盘。老板说，他喜欢雇用中国人，因为他们努力干活不发牢骚；客人说，他们喜欢中国人，因为他们善于精打细算，最适合帮人理财。

不过，林子大了，还是什么鸟都有。那个加拿大国庆日的傍晚，我领着妈到公园里看焰火。那天，公园里挤满了人，妈走得累了，我们就找块大石头坐下来唠闲嗑。这时，旁边坐着的那个坦胸露背的女人开了腔：帮帮忙，今天可是加拿大的国庆日，至少今天应该讲英文吧？我的话也紧跟了上去：是啊，正因为今天是国庆，我们才不讲英文。知道吗？我可以告你种族歧视。看来，这焰火还没放，公园里的两只黑嘴鸥就扑拉着翅膀吵了起来。那个女人把自己的食指举到眼前说：白人至上。我说，你是白，这不假，但你是白垃圾，真正的白人不象你这样低俗–两只愤怒的鸟眼看就要掐起来了—-那一只指着妈说，知道吗？我可以把她打倒。另一只冷笑着回答：你信不信？在你动手之前，我早就把你扔到水塘子里，跟那些鸭子在一起了。

碰巧，两个警察从旁边经过，当他们得知我们争执的缘由后，就给那个女人上了一课。他们说：你这样说话很无知，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每个人都有说自己母语的权利。后来，为了息事宁人，两个警察哄我和妈，说要领我们到一个最佳的位置上去看焰火。路上，其中的一个警察说，他的妻子是韩国人，也时常遇到类似的情况，如果有足够的理由，他真想把那女人抓起来。这一回合的较量，似乎是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可人望着漫天绽放的焰火，心情却仍象那只卧在草丛里的大鸟，有些落寞，有些为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失掉风度而惭愧。

第二天，几个朋友野餐聚会，我问他们如果遇上这样的事他们会怎么办。一个说，吵得好，有时我就恨自己的英文不够流利， 吵得不痛快；另一个说，理她呢，离她远点不就完了？我最后问那个一直坐在草地上数着佛珠念经的居士，他摇了摇身子说，我可怜她。听着朋友们的话，我依然象是一只迷茫的鸟。

又是一个夏天，我领着几个不会讲英文的朋友去参观白求恩的故居。参观完毕，大家来到故居旁的湖边，天正蓝，微风也象孩子一样在人的脸上啜来啜去，许多拴了锚绳的小船就像一只只小木屐在湖面上摇摆。我们人中的一位姐姐情不自禁地抬脚跨上了其中的一艘。我见状连忙大喊，快下来！因为那是人家的私人游船，坐上去就象没打招呼就进了陌生人家的房子。那位姐姐听了也赶紧跳下船来。

可她的脚尖还没等着地，一个胖得由肚子领路的男人一路乱挥着手臂，一路骂着粗话奔将过来。到了跟前，他指着我们的鼻子说，你们这些客人，应该学会象加拿大人一样行事。我连忙说，对不起，很抱歉。可那个人根本不听，接连说出更多难听的话，而他的每一句难听话都由我的“很抱歉”做逗号。这样来回了五次，我想，我的第一个“很抱歉”是替朋友诚恳地认错，第二个“很抱歉”是撑住我所谓“淑女”的面子，第三个道歉是中国人的忍耐，第四个道歉是往那湖水里后退，到了第五个“很抱歉”，我的双脚仿佛已经站在了太平洋的水边，可是回望太平洋，那彼岸已经没有了我的立足之地。

于是，我象四川人的变脸一样，瞬间弄出一付泼妇像，一声“Shut Up（闭嘴）”就象一颗沉默良久的炮仗突然在半空里“咔”地一声爆响。接着，我也骂了回去：你以为你是谁？我的朋友是错了，但我一再道歉，你还要怎样？你还好意思说我们是客人？你这么粗鲁，你才不象加拿大人。加拿大是我的国家，我们工作，我们纳税，我的税交得可能比你还多呢！那个男人见我鞭炮一样噼噼啪啪个不停，愣了愣神，扭头就走了。

吼了这一番后，人好象终于艰难地拔出沙滩，走上坚实的陆地，踏上能让双脚站稳的一小片地盘，在这里，我说了算。回程的路上，朋友们都说很开心，谢我帮他们撑了腰，我一面开车，一面想，不知那只怪模样的鸟怎么了。

一年以后，又是一个春天的傍晚。我来到当初遇到怪鸟的公园。小河依然在流淌，大树上爆开的嫩芽，依然跌出绿色的小包裹里淡黄色的脂粉，只是不见我那长相怪异的朋友。恐怕那无枝可栖的鸟没能过得了冬吧，我想。可是，转过弯去，在那小桥下，我看到一群，而不是一只，羽毛杂乱，面部猩红的鸟，它们有的在忙着啄食，有的将脖颈回转，把嘴脸搁到翅膀里安静地睡着，我欢喜得眉毛都扬了起来，然后双臂抱膝坐在那鸟的地盘上，那只尽责的鸟爸感觉到我这异类的到来，也象其它的大雁一样，呼着粗气来钳我的裤脚。

夕阳照着鸟和我的后背，很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