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特稿/作者：夏颖奇）毛主席他老人家在1968年的一句话，开始了一场千万人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与无数十七八岁的老三届也就无可选择地成了插队知青。那是我们生命中的一段煎熬和历练，是我们人生起步面对考验的第一次摔打。

离开父母离开城市，插队的岁月与很多农民结缘。今天偶与友人谈起往事，翻看我几年前写的纪念下乡四十周年的《给毛主席三鞠躬》，呼啦啦想起插队的后山根和四叔一家，不能自己。几十年的思绪泉水般涌来，迫使我写下知青岁月里我和他们的故事，以求寻找灵魂的归宿。

一

四叔叫吴恒仁，兄弟六人都住在后山根村，想必是老辈闯关东定居在那深山更深处的传人。四叔四婶育有两女一子，在我插队的1968年，我十八岁，他们的大女儿吴秀花17，二女12，小儿子5岁。四叔的丈人家姓姜，我们知青随孩子叫姥爷姥姥，他们前后院住着干打垒的土房，草苫的房顶，东西厢房，大锅做饭，火炕取暖。院子里是劈柴和鸡鸭，种着青菜，阳光照过来暖洋洋的，典型的东北农家。

四叔四婶年近四十，农村人显老，但很友善慈祥，面容体态特别像电视剧闯关东那两口子。四叔为人豪爽仗义，堂音洪亮，在屯子里很有担当很有威信。四婶方脸大眼，和气爱笑，待我们知青极好，见我们十七八岁的城里孩子下了乡，处处照应关心。每当看见我们知青下了工在屯子里闲逛，就喊我们进院子，摘架上的黄瓜西红柿给我们吃。

离开以后几十年了，在全世界再也没有吃过那样清爽甘甜的顶花带刺的黄瓜，掰开起沙的柿子。赶上他家吃饭，不管自家够不够四婶也要给我们盛上一些，农家新粮食，青菜沾鸡蛋酱，那个香啊！

二

吴家兄弟六个都是种庄稼的好把式，村里无人能比。最能干的是老五，总说家里太穷，浑身的力气没地方用，让我们知青给他在城里找个抗包出大力的活，挣钱就行，不怕累。老五两口三十出头，人高马大的，连生了五六个孩子，最大的不到十岁，几乎一年一个，分不出大小男女。早上下田前吃饭不用碗筷，直接用饭盆给娃们填鸭式地挨个用手往嘴里塞。喂完关上门就走，任凭娃们哭睡拉撒。晌午回来捡起滚到地下哭够了睡着了的孩子，擦一把屎抹一把尿，再喂吃喝，喂饱了再下田。猪一样的孩子猪一样的壮。

东北乡下的土炕上都有一个烟笸箩，大家围着说话，卷烟抽。知青不抽，只觉得呛得慌，大人孩子的一屋子，很是热闹。四婶很愿意问我们在城里的家境，她17岁的姑娘秀花已经出落成人，常常躲在门外听我们说话。姜姥姥家的大儿子叫姜春华，只比我们大一两岁，都是孩子呢，他却已经成了亲。

姜春华是农村难得一见的好小伙，会说会笑会玩儿会干活，我们是极好的朋友。我下乡临走时爸爸把他的手表给我戴上了，瑞士产罗马牌带日历的那种，那年月在北大荒戴瑞士表比现在大款带个几十万的名牌还扎眼。姜春华看见我戴手表，新奇的不得了，眼珠子离不开，磨蹭让我借给他，说好戴七天。那七天比他娶媳妇还高兴，舍不得还，还是姜姥姥骂着才递给我。

还有一个二十大几的清瘦青年，四叔家的邻居，是个地主的儿子，好像专科没读完赶上文革跑回来的，我们又不好问。他成分不好又说不上媳妇，我们得保持距离，从来不去地主家，只是从门前过看着院子里很整洁。他读过一些我们知青没读过的书，干活的姿势又特别帅，我们也就划不清界限了。拔草铲地时，在北大荒的黑土地上听他讲《西厢记》，张生与崔莺莺，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听他讲巴金的《家春秋》激流三部曲，觉新觉民觉慧。

文革时期讲这些就是放毒了，但他放的毒我都牢记在心，每句话我都恨不得吞到肚子里去，就像高尔基在上社会大学。老人家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地主阶级也在教育我们。

三

还记得当年是如何到达插队的青年点的。海拉尔市坐火车十几个小时到扎兰屯站，下车住一夜。第二天坐敞篷卡车从扎兰屯到阿荣旗那基屯镇，再下车住一夜。第三天早起坐马车或牛车晌午到公社所在地霍尔奇镇。下了马车背着行李卷沿山路徒步28里路，到东山根大队后山根小队。呜呼，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哪儿！

我们插队的地方是大山沟里，几近原始，到处的野生蘑菇木耳榛子。夏天转过一个山梁，会有一眼望不到边的野生黄花菜，可比美术馆的油画美多了。山里是无尽的红松和白桦林，挺拔茂密，巧手的村民用桦树皮编织出各种器物，艺术品一般。没有广播没有报纸没有电灯电话，鲜有世外消息传来，我自己装的636型单管半导体是我唯一联系世界的宝贝。

山村民风古朴，家家院子都不上锁，人走了，用根绳子一套。下田干活，北大荒的地垄长得没有尽头。晚上收工，犁杖锄头的就仍在地头，明个儿接着干，没有外人会光顾。

村前有一条石子路，往回走二百多里有火车站可以回家，往前走是什么地方，我们都不知道。村里人说这是战备公路，山里有军队，我们从来没见过。有一天我们下工沿路往回走，草丛中突然惊起一只鹌鹑，慌乱一飞撞到树枝上，我们扑上去捉住，欢天喜地回到知青点，一只小鹌鹑炖了一锅汤，十八个知青喝汤都说没味儿。

农村人土生土长，皮糙肉厚，蚊虫就专咬城里来的白嫩知青。白天蚊子不算厉害，小咬厉害。比小咬更厉害的是瞎蠓，就是牛虻，冲上来就叮，打都来不及，牛皮都能叮透，当时钻心地疼，马上红肿起包。晚上臭虫不算厉害，跳蚤厉害。土炕土地阴凉潮湿，到处都生那东西，天黑了咬脚咬腿，到夜里身上乱窜。一片片的肿包一片片地挠，挠破了就生黄水泡再结痂，再咬再挠，苦不堪言，女同学为此直哭。

河里的山水很冷，鱼又大又傻，下水去摸，直往腿上撞。地里有蛇，二尺多长有毒的蝮蛇，铲地拔草每天都能遇上，要特别小心。我见过被毒蛇咬过脚的村民，顺着腿往上肿，又粗又黑。山上有野猪，入秋成群下山祸害苞米，晚上队里派人看守庄稼敲盆敲铁的。

还有狼和熊瞎子，我就遇到过两次狼。从公社回来太阳要下山了，我一个人转过山弯，十步之内一只大灰狼迎面蹲在路中间不让我过去。看到只有一只狼我也不知道害怕，僵持了一阵我猛然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我没有主动招惹它，狼也没趣，转身落荒而去。我十几里地一路奔跑一身大汗，石头也没扔。

还有一次四婶带我们去采蘑菇，雨后的山林没出太阳，几个人一转身就分开了，辨不出方向，孤零零我自己。于是就喊，人没喊到狼却来了。只听一阵乱响，我一抬头两米之间齐腰深的草丛中露出一只大狼的脊背，两眼凶凶看着我，近的我伸手能摸着它的头。

这场遭遇太突然了，又不知道它还有没有同伙。我手里没有防身家伙，只能用捡蘑菇的柳条筐挡在中间慢慢后退，又怕绊倒。再一看，狼忽地没了，不知去了哪里，正如它悄悄地来。我也再无心采蘑菇和找伙伴，如狼似狈往山下跑，回到青年点呆呆地坐着不动。好久他们回来，四婶说没看见你就回来了，你的蘑菇呢？

四

城里的孩子初次干农活，又苦又累，饥寒交迫，度日如年，就不用说了。到山上砍树杈拖下来装上牛车拉回来当柴烧，裤子就刮开了个口子。下工回来晚上把裤兜撕下来当补丁，找来针线油灯底下第一次做针线活。一边缝，补丁一边转，就是缝不正，缝了三遍拆了三遍。夜深人静筋疲力尽了只好把补丁重新铺好，用钢笔把补丁和裤子画上密密的坐标，再按着坐标一针一针地用线顽强地连上，终于完成了人生的第一个作品。

巴掌大的补丁用了我三个多小时，油灯下头昏眼花了。第二天四婶看见了，还是为我重新缝补了一遍。那是我人生唯一的一次缝补丁，痛苦的记忆使我终生不操此业。后来电影电视上看到知青破衣烂衫叫花子一般，就觉得导演很有生活。

生了一场很重的病，发烧出汗不能下地，又不懂得吃药就硬扛着。四叔到了青年点把我背回家，四婶在炕头上为我铺好盖好尽心护理，小米粥小咸菜煮鸡蛋，四叔又跑几十里为我买药。那一场病下来我几乎成了四叔家的孩子，姜姥对我说我们给你安个家吧，有个大仙儿叫狗蹦子的来偷偷看过你，说你今年动婚了，与秀花特别合。我记得当时我没说话，后来我离开后山根转往另一个村子时，四婶不舍地拉着我的手说这帮学生里就你心大，我们都喜欢你，我们知道这里装不下你。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当年我如果做了吴家女婿，后来会如何。人生没有彩排，也就没有如果，但我确信吴家是真心待我。

五

那年月知青在农村结婚的很多，我们青年点就有几起。

断粮的日子里饥寒交迫，有个姓李的女同学熬不住了，第一天说媒第二天登记第三天就用一个破牛车拉走了。我们男生是在第三天早上听到女生哭成一团时才知道的。八个男孩不懂事，一边骂十个女孩哭丧，一边用劈柴扔她们关着的门。开始我们还将信将疑，扔下哭声就去上工了。晌午歇气回来喝水，说是她已经被翻山沟村的一个大十几岁的穷光棍用破牛车在寒风中拉走了。

女生们已经不哭了，男生们却都说不出话来。兔死狐悲，物伤其类。风萧萧兮山水寒，姑娘十八不回还！尽管我们还不懂得人生，还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这意味着什么，但是命运，命运就是这样无情地横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天真烂漫充满革命豪情的年轻的心一下子缩紧，铅一样冰冷沉重。过几个月我们去看她，还给她带了毛巾牙膏。她家男人又黑又瘦，穷的没有桌子和碗筷，土炕上破炕席破棉被黑糊糊的，小土屋比个窝棚大，大冷的天，竟然没有门，就用破麻袋片儿挂着遮风挡雪。

几年以后我从北京上大学放假回家，街上一个看上去大我二十岁灰头土脸的女人喊住我，前大襟全是油渍，居然不容我关切几句，只是絮絮叨叨的说“我那三个孩子呀”。一下子想到我们初中同学时她是那样的白净文弱，上劳动课时穿花裙子白运动鞋，不肯踩泥溅水的被老师呵斥。她就坐在我前排，上课举手也是怯生生的，白胖的小手净是小肉坑儿。看到二十三岁的她苍老疲惫，我忍不住背过身去一阵心酸。她的名字我不忍提及，很多细节也不忍详诉，这么多年了，我还能祝福她什么呢。

六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那不是最苦的农活。待到伏天割麦子的时候，那才是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连下了十一天的雨，三伏天的太阳又出来暴晒，山地和麦田潮湿闷热，我们天亮四点早起去七八里地开外割麦子，走到地头已经累了。

知青与农民的明显区别是军用水壶，那是一天到晚的水，放在地头上守着一条望不到头的麦垅就埋头追赶。一个时辰一个来回，人已是汗透衣衫疲惫不堪，还是拉下了一大段。秀花竟然一声不吭不顾社员们的哄笑从对面割过来接我，汇合的时候听到了她对我说的唯一的话“看你这点儿活干的”。长时间地猫腰，熬到了头腰椎却已僵硬，半天直不起来，小老头儿一般。

红着脸回到地头上，迫不及待地举起军用水壶，实在渴坏了，只喝两口啊。对着壶嘴一喝上就拿不下来了，那是一天的水呀，还有十个钟头呐，那是一公斤的水呀，省着点儿吧。但是不行，生命的本能根本没有了理智，离不开壶嘴，一气喝光，一滴不剩！汗下来了，还是渴！那后来呢，再渴了怎么办，还有一整天怎么办？不是下过十一天的雨吗，不是田鼠洞口有积水吗，扔下镰刀，那顾得积水泡湿了浑身衣裤，趴在洞口水坑边上，喊旁边的人不要踩草皮把黑水挤出来，眼睁睁看着浑水中的浮游杂物和动动的小虫，管他呢，饮鸩也要止渴！

七

北大荒大山里的冬天是零下四十多度的，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人，文字是描述不出来的。

知青点的房子是匆匆赶建的，到处漏风，躺在炕上透过窗框上的大缝子能看到星星。房子潮，烧火炕取暖，黑洞洞的柴烟不走烟囱都从炕缝子冒出来，呛得人都跑到外面冻着。于是就不烧火炕，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在冰天雪地的严寒中靠自身的热量活下来。

炕上铺上草，再铺上羊皮和棉褥子，穿着秋衣秋裤，盖上被子棉袄棉裤和皮大衣等一切东西，戴上大毛的帽子，看着窗缝里飘进来的雪花，听着怒吼的北风，在漆黑的寒夜里战栗不止，牙齿也止不住抖得咯咯作响。天亮了，憋醒了，居然没有冻死，只是紧紧地蜷缩了一夜，肌肉都僵硬了，好半天伸不开胳膊腿。牙膏早就冻硬了，脸也不洗。水缸冻冰涨裂了，酸菜咸菜白菜土豆都冻成了坨子，就用雪水做饭。湿柴火点不着火，黑烟从灶坑倒灌出来。高粱米煮不熟，急着就盛出来了，穿着棉大衣戴着狗皮帽大手套捧着大腕吃，热腾腾的高粱米饭嚼不动，没等吃完半碗呢，底下的饭居然冻出了冰碴！

于是大家纷纷逃离深山老林，回城里避难。还剩下我们四个死硬份子坚持要战天斗地与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发誓冻死饿死也不回城。豪言壮语坚持了没有几天，就被北大荒的漫天大雪阴风怒号给无情地淹没了。

那时没听说过马斯洛，但他的需求理论放在中国也皆准，那就是饥饿寒冷求生第一要务。四个革命派在屯子里像流浪狗一样顶着寒风出去找食，看见有冒烟的农家就进去可怜巴巴地说奶奶大娘给点吃的吧，跟那些要饭的盲流一样的口气。跟认识的村里人家要饭也是要饭，本质上没有区别。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我，自从有了那几天的要饭经历，一辈子都善待丐帮，这是后话。

一个人要饭容易，四个饿狼结伙团购还没有钱，谁家也受不了。于是村民们家家挂起了免战牌，都像躲瘟疫一样避而远之。终于到了要与革命阵地共存亡的时刻了，悲壮变成了沮丧，沮丧又变成了绝望，要饭的快要冻死饿死了。风雪之中四叔四婶推门进来了，牵着几个叫花子回了家门，先上火炕搓手捂脚暖身子，然后端上了热饭热汤。一餐不能顶百饱，从长计议，四叔说，青年点是不能住了，队上又不管，我们家小住不下你们，你们四个就住姜姥家东屋北炕吧，熬几天再说。于是欢天喜地去了姜姥家，又有住在西屋的姜春华小两口，从此无忧无虑。

少不更事的四个男孩儿是无忧无虑了，四叔和姜姥两家从此进入了严酷的求生阶段。那年月的农村没有富裕殷实之家，都是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冬春之际，青黄不接，我们四个人埋头一吃就是三个多月！四叔和姜姥两家是越来越拿不出东西喂我们了，孩子的哭声多了，饼子端不上来了，粥是越来越稀了，就连老人和孩子也不上饭桌了，也不知道他们在吃什么，我们这些城里的孩子怎么狗屎不如狗屁不懂啊！吴家咬紧牙关背着我们到处讨要和借钱，但两家老少十一口人硬是不说，绝无送客的微言和暗示，这就是吴家老四的性格！

那是什么样的坚韧人性和善良心地啊，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竟能在大山里孕育出这样的农民！几十年后我曾以自己在农村当过生产队长自誉，说我就是个农民，其实我完全没有资格高攀！就是在丰衣足食的今天，我也没有勇气收留四个嗷嗷待哺的饿狼。我不能想象当年四叔四婶冒着风雪把我们引回家中是怀着何等地悲壮与决心！行文至此，那土炕，那炊烟，环绕着我，触手可及，往事历历在目，内心隐隐作痛，只能任凭愧疚的泪水流淌。

俱往矣，我的北大荒知青岁月！

四十年后，我在北京市政府开会后回到我在中关村管委会的办公室，桌上一个黄纸片上写着“夏主任，有个东北人打电话说他是吴恒仁的儿子，要你的电话我没给他，他留了手机号。”一个炸雷把我击倒在座椅上，让我的灵魂穿越四十年的时空寻寻觅觅无处安歇！

很快，带着北大荒的朴实和憨厚，四十多岁的吴德忠从山里来到了北京。他说我离开的时候他六岁，记得我的。他说我后来上大学和出国他都知道，寄回去的信和照片也都看过收着呐。他说姥姥姥爷早已过世，四叔四婶也都走了多年。他说父亲临终时嘱咐他以后想办法找找夏大哥吧，可是你不是上外国念书去了吗。他说前些天在电视上看见你说话，就通过114一路打听过来了。我说，还有呢，你姐秀花怎么样。他沉默，不肯说，始终不肯说。不说也罢了，我现在能问起她也算我有良心，我在那儿的日子里就没有跟十七岁的秀花说过一句话。

北大荒啊，那山那水那屯子，那草那树那农民。现在把这些事讲给年轻人是没有人愿意听的，就像他们不愿重复我们的人生，只在地铁车厢里关注他们的Pad。但是那些文革时期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阿荣旗霍尔奇人民公社东山根大队后山根小队的事，经过四十多年的沉淀，精华愈加清晰，品格愈加闪亮。北大荒的红高粱就像山东高密的红高粱一样在大田里摇拽，令人永生难忘。四叔四婶在天上看着我们呢，这些文字能用来祭奠他们吗？写下来了，无处示人，就留给自己，为了忘却的纪念吧。

仰望苍天，扪心自问，大恩真的不谢吗？一辈子我们连个谢字都没说过，能用不懂和无知去推诿吗？这世上可曾有人敢于标榜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了吗？这世上可曾有人真正地报答过三春之晖和大恩大德吗？都说人与动物本是同类，本质的区别是动物不懂得孝顺和报答，是吗？！

（作者注：文章完稿于2012年11月8日北京中关村双榆树，这一天美国的奥巴马刚刚竞选连任，中国的十八大就召开了。2012年12月12日修改，写下这个日子才觉得很特别。）

【作者简介】夏颖奇，1950年生人，文革中1968年第一批下乡插队知青，1972年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北京理工大学），1978年改革开放第一批教育部公派留学生。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国家财政部世界银行司处长，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

图为夏颖奇夫妻在加拿大留学。摄于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