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马强）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在温哥华郊区的农场杀过三天鸡，搞得那几天晚上做梦都是索命鸡，心理压力巨大，最后只好当了逃兵。

重新回到温哥华，还是租的以前的房子，房东把我们介绍到市中心的一家日餐馆打工。这份工作是我们在加拿大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也是做得最久的一份体力工，做了大约有半年的时间。

这是一间相当正宗的日餐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餐馆老板是日本人，店里的员工也有至少三分之一是日本人。剩下的员工来自中国越南和菲律宾。餐馆营业时间从早七点到晚上十一点，员工分两班倒。

我的工作是帮厨，就是给大厨打下手。好在日餐总体比较简洁，加上大家也都比较关照，从无到有还是一点点地适应了下来。

这家餐馆也秉承了日餐对食物新鲜度的一贯追求。冷冻的肉类海鲜哪怕过期一天肯定扔掉，柜台里的寿司每天收工前卖不掉也要扔掉，绝不过夜。有时候那种黑色大垃圾袋一天会扔掉五六个满满的袋子，确实有些暴殄天物。但这也是这个店整天顾客盈门的主要原因。

这个店里绝大多数的日本人都是温和谦逊，大家相处融洽。当然林子大了也不可能全是好鸟。有个大厨叫阿Ki，整天趾高气扬，典型的太君形象。他对待大陆来的中国人尤其不友好。我刚去第一个星期就和阿Ki搭档过一个班次。他对我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不是胡萝卜丝切粗了，就是铁板烧鸡肉煎糊了，当天就向经理建议将我开除回家。

为了给自己长脸，我甚至专门去超市买了一大袋胡萝卜，回家练习切丝，最后的切丝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阿Ki。后来有一次面对阿Ki的当众挑衅，我也是当仁不让，爆发了激烈冲突，阿Ki一看也没啥便宜可占的，后来就开始客客气气了。

以我当年毛毛糙糙的状态，能够在温哥华靠一份从未涉猎过的体力工生存下来，肯定离不开大伙的热心帮助。首先最应该感谢的是经理Eric。Eric来自香港，他当年和老板在一起打工，老板看他是个人才，创业时就把业务全权交给他打理。Eric也是不负所托，生意搞得风生水起。

虽然是给日本人打工，Eric并没有对阿Ki的话偏听偏信，最终才使得我能够在店里继续做下去。我当然也没有让Eric失望。最后我辞职离开的时候，他一脸诚恳地和我承诺，只要我需要，随时可以重新回来上班。

作为帮厨，大厨的认可才是你能立住脚的根本。我和店里的很多大厨都搭档过，比如那个喜欢赌博，赚的没有输的多的越南华侨阿Can；那个老婆和一个老外跑了却毫无怨言的我的老乡阿朱；那个喜欢作弄人的越南大厨Tam；还有那个老板的侄子小野，他谦逊过度的样子老是给人一种柿子太软的感觉。

大家经历不同，但工作中总是和和气气，对我这个生手更是担待多过挑剔。

我准备的很多辅料最后是要交给前台包寿司的那些女员工的。店里资格最老慈眉善目的日本老婆婆，和弟弟在这里相依为命的台湾小妹妹，喜欢喝酒不笑不说话的日本留学生，还有那个为凑学费出来打工的南京小女孩。工作之中虽然偶有摩擦，大家最后也都是一笑而过。

后来因为回国，最终辞去了这份工作。那个香港主厨安迪，当年业内小有名气，他的那把切生鱼片的刀是从日本订制的，花了一万多加元，刀上刻有他的名字。他很惋惜地和我说，如果我跟着他学习，一定是可以成为一个主厨的。

感言很多，感谢的人也很多。二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时光依然美好，如在眼前。可惜当年没有如今发达的社交媒体，否则也不至于失了联系。当年的兄弟姐妹，不知如今是否安好。

据说老板退休后把店卖给了Eric。几年之后，Eric又把店卖给了一个中国人。再回温哥华，重访故地，已是物是人非。店里的生意稀稀落落，柜台里的寿司显然是昨天的存货。点了一碗当年最爱吃的红烧牛肉便当，也是不尽人意。

而我，则从饭店帮厨一度成了家里的主厨，还要经常靠包寿司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口腹需求。打工为了养家，这话确实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