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曹庆选 曹庆学）父亲节之际，追思先考，如烟旧事涌上心头。

作为国内骨放射学的一代宗师，先父毕生的学与业并非只在象牙塔中，而是多舛沉浮。年少离家入川求学，光复后考医回齐鲁，毕业留校，后屡屡下乡巡回医疗扶贫；文革中遭批斗，吃苦受辱多。最艰辛的是五年多下穷乡僻壤“办大学”、接受再教育。

那是1970年初，执行“最高指示”：沿海城市主要工业迁至内陆大小三线，医学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就地办医教。父亲执业的青岛医学院接到指令，下到山东的最贫困地北镇（现今滨州）。

它虽是惠民地区行署所在地级市，城建却远不及胶东的县城，仅有十字交叉的两条大马路，稍微走走便到尽头了。又地处黄河入海口冲积平原，盐碱地啥也不旺相，一刮风尘土漫天飞扬，黄蒙蒙一片。落后的无任何办高校的基础，各种艰难可想而知。

迁来的师生们暂时借住党校、农校等，用人家的教室上课或集体住宿，等候未来择址盖新院舍。

父亲等临床教师栖身在卫校，靠医院的小平房里，每屋八人上下铺。门前是土操场，屋后杂草丛生，露天茅房在较远的旮旯里，风雨雪天如厕很不易。同室的上有银发族老专家，下有而立之年的助教，众人重过学生时代团体生活。

三餐吃食堂，菜饭清淡少荤，后来有了小煤油炉，可赶集买点细货自开小灶改善生活。有一年冬农民来兜售黄河滩上打的大雁，一块钱一只，教师们买来拾掇后上炉煮炖，有点过年般的热闹。头回吃雁肉，挺粗糙的，但在当时已是上等的美味。

父亲说还在当地供销社里见庄户人用一分钱买小半碗醋加几根火柴，确实“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下乡会诊时，瞧着公社卫生所的大夫就着一碟咸菜喝酒到半夜，令人伤感难过。

宿舍无上下水道，用水要提桶到天井的水龙头拎回，废水倒在泔水桶里泼出去。当地的水质很差，洗完头后发硬如铁丝。无处洗澡，同样靠打回水来搓擦身子。夏季有时去不远处的大湾里游泳，等于泡浴了。

后来胜利油田一分厂医院有青医毕业的大夫，帮着疏通关系叫母校师长可去那儿的澡堂淋浴，来回要步行一个小时。到了严冬老教授们怕天冷路滑只好暂停，自谑道：农民寒天从不洗澡，打小如此，也没见脏出病来，我们也跟劳动人民相结合了。

夏日酷热，蚊蝇多而肥大，当地人称“三个蚊子炒盘菜”，就寝无纱帐没法入眠。但跳蚤和臭虫搅人不得安生，公共场所的长椅不敢沾，坐一会儿便觉腚火辣辣，一摸厚厚鼓起一层，俯看那椅缝里密麻蠕动着小动物，隔裤咬人，还能蹦匿于衣角续享宿主肉食。

冬季严寒，时常大雪封门，有时要开窗跳出去，铲雪开门。无煤炉的房间牙杯里不能存水，否则翌晨牙刷会被冻住。父亲的房间还算不孬，给配了炉子，长烟筒经窗伸出户外，缝隙透风撒气的，但室内总归暖和一些。

寒假我去探亲时，天天早起代他们生火点炉，因自小会做，先填装得炉中纸、柴、煤块自下而上，划火柴从膛底勾点燃底层的纸团，火升腾燎然，无烟溢出呛人，受到叔伯们夸赞。

那时的交通不便，长途车往来返青岛需12小时，还需在道旭渡口换船轮渡过河。父亲他们放假来回就是这么周折的。而平时去校园教书，当地也无公交车，要徒步五六里地的乡间土路。

有一次下大雨，一位老师途中凉鞋陷在淤泥里，使劲拔出时带儿断了，只好赤脚尴尬地提履进课堂，斯文全无，学生愕然。解剖课用的尸体标本，由卡车从青岛运来，倒是给了教工及子女搭顺风车免费往返的机会。

父亲除教学以外，就在地区医院上班，门诊兼培养基层医生。他顶着“走白专道路”的压力风险，开始着手编写学术宏著，组织省内的同仁通力合作，一遍遍地修改他们分写的章节初稿，其实若自己动笔亲撰要简单得多。

之所以这样做，是为带动大家一起搞科研提高业务，团结凝聚力量促进国内放射医学发展，填补国内无此项大型教科书的空白，并不图自个扬名载誉流芳。该书出版时作者署名为“青岛医学院编”，未突出个人，尽管众所周知他是主审主编。

如此匠心懿德赢得了广大同道的尊重，桃李满天下的他在古稀与杖朝华诞之际，多地门生自发轮番举办庆寿盛筵大会，敬邀他出席，以表多年来所受提携造就的衷心感激之情，可见老人家的威信名望之高一斑。巨著日后成为了国内影像学界必读经典，原来竟是诞生在如此简陋艰苦环境中的。

在北镇的业余生活也极单调无聊，闲暇时众外乡人难掩有家难回的苦闷。有时父亲借来自行车带着我去30里外的滨县及杨柳雪村骑游，后者是全国粮棉双高产的“一面红旗”，闻名遐迩。

令人诧异的是，盛产棉花的当地，婴幼儿居然不包尿布，都是装裹在盛着沙土的布袋里，任其便溺，然后更换新沙。来看病时就从袋中拎出浑身沾着沙粒的婴孩。师生们再下乡巡回时，只要见门户口堆着沙子，便知其家定有小儿。真是奇风异俗。

最期待的娱乐活动是看露天电影，胜利油田一分厂周末有时放映，大家自带凳子前往。操场上人山人海，村民早早占据了有利地形，父亲他们只好从银幕背面反观，也渐看惯了这镜影。

由于黄河道长年泥沙沉积，河床远高于地面而成“悬河”。每逢发大水季节，沿岸村镇群众都要上坝抗洪，北镇连医务人员也轮流上阵。

有一年水位超越警戒线，父亲说站在最后一道大堤上，弯腰伸手可及水面，坝后便是城区众房顶，一旦决口必是灭顶之灾。以致于他们夜晚睡觉前，床边都得放几块木板，以备水漫金山时抱着漂浮逃生，想起来真恐怖。

后来国内外局势趋稳，众高校因在下面办学实在困难，便陆续地悄悄撤离返城了。1974年父亲终于回到了青岛，结束了这段苦涩的岁月，后又随着改革开放，步入了大举向科学进军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