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黄启樟）在中英为解决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的时候，我就开始向加拿大驻港高级专员申请移民。这和很多香港人一样，目的是为自己及家人购买政治保险。

当时自己仍然很年轻，在一家加拿大企业的远东分公司担任总经理，完全没有放弃香港的意图，老板也希望我留任。香港前途不明朗，老板恐怕我受到这个问题困扰而分心，未能专注于工作，因此全力协助我办理移民手续。

公司推荐一个资深的法律顾问为我办理手续，他曾经在移民局担任高职，与移民局官员有紧密联系。公司负责所有费用，条件是我抵步将子女安置妥当后，必须尽快返回岗位，继续工作。如何向移民局交代就由律师负责，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我继续留任到1995年初才决定请辞，并获得批准。远东的生意开始走下坡，公司亦打算将业务转让给一家同业。我感到时间很配合，令我能够从容地离开，没有弃船逃生的感觉。

我将香港的住房出售，得到的款项足以在多伦多一个老区购买一间独立屋。居住面积比以前的大了三倍，还未算屋前屋后的空间。居住环境大大改善了，生活过得很舒适。美中不足的是邻居都是白种人，由于不同文化，总觉得和他们有点隔膜。

购房之后我手头上还有一点余钱，只要量入为出，生活肯定可以过得去，不需为五斗米折腰，所以不打算重过朝九晚五的生活。我趁机在五十三岁那年退休，在加拿大没有出卖过半点劳力或脑汁。

我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说，没有加拿大实地工作经验的人，求职非常困难，幸好我没有受过这样的折磨，但失去了领略这里办公室文化及职场明争暗斗磨练的机会。

没有工作就没有固定收入，不必纳税，但我也没有领取任何福利，除了医疗保险之外。我和加拿大可以说是“公平交易”，谁也没有欠谁，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今天。当然仍然要缴付货劳税及物业税。房价升了，可弥补这方面的支出，我也没有任何怨言。

后来由朋友推荐，我在多伦多华人社区服务协会担任过六年义工，可算是对华裔社会略有贡献。除此之外，我也在多伦多华人作家协会担任文书的工作，结识了很多文人雅士，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也增加了写作的经验，获益良多。

我喜欢“自驾游”，幅员广大的加拿大，有良好的公路网，可满足我的这方面的欲望。我也喜欢驱车南下，越过边界，在美国的疆土上遨游。香港哪有这些条件供我大展身手？

我也曾经搭乘过火车，从西岸一直向东行，以多伦多为终点。穿过落基山脉，中部的大草原、农庄、牡场及数不尽的市镇，为我填补了加拿大地理常识的空白。

未移民前，我每年都有机会前来满地可参加业务会议，所以对加拿大不会太陌生。总公司虽然设在满地可，但我选择多伦多作为移民的目的地，是因为我不懂法文，而英语在多伦多比较流通。

香港人一般比较喜欢温哥华，但我偏偏看不中它，就是因为那里雨量过多，不适宜我这个爱好户外活动的动物。另外要考虑的因素是，多伦多就业机会比较好，对子女出路有所帮助。对于当年这个决定，直到今天我仍然感到满意。

移民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决定，但我却处之泰然，没有患得患失的感觉。大概因为我对加拿大没有什么特别的期望，只是转换一下生活环境，如果发觉不如理想，可以随时折返香港。

我对“九七回归”的问题也没有过多的忧虑，移民的动机是贪图加拿大优美的居住环境，生活品质高，很适合退休后的生活。子女大学毕业后，既然决定留下来，能够接近他们一起生活，也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一直对政治不敏感，对国际形势了解也不多，只感觉中国与加拿大的关系很融洽。殊不知在最近的几年，中加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意识形态、贸易、国家安全方面出现不少分歧，而且差距愈来愈大。

主流传媒与政客不断在攻击中国，将一切责任都推向中国的一方，但缺乏任何理据。他们偏激的言论，竟然被主流社会视为正义之声，触发了反华情绪。疫情爆发后，反华情绪更加高涨，华人遭受暴力侵袭之案件，时有所闻，令人感到不安。

有人说对加拿大缺乏归属感的人才会被这些国际纠纷困扰，我却不以为然。但抚心自问，我对加拿大的感情确是比不上对中国的深厚，永远是血浓于水。

来了这么多年，我仍不懂唱加拿大国歌，对于加拿大国庆日庆祝的热沈也逐渐冷却。原住民受迫害的历史使我对白种人的正义感打了折扣，他们站起来替新疆维吾尔族人抗争的动机也受到质疑。我不断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情绪一直在波动。

一向平静的生活，突然受到冲击，不易平息。离开加拿大似乎是唯一选择，可是已经步入晚年的我，连根拔起是绝对应付不来的事。加上香港房价已涨到超过我所能负担的能力。既来之则安之，成为最无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