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提起谢罪索赔诉讼目前已经有40多起了。这40多起官司中，绝大部分由小野寺先生所在的律师团代理。我看到好几份代理合同，上面受委托律师一栏里，都恭正地写着他的名字。而且，这些官司中，除了花冈是起诉加害企业鹿岛企业外，其余的绝大部分官司，如果起诉一个被告，那被告就是日本政府；如果是两个以上被告，其中必定有一个是日本政府。他以他的胆略和智慧，把诉讼的矛头直指政府。他说这是最难的，但，却是他最终目的之所在，所以一定要这样做。

大部分原告都是他找上门去的。第一个找到的，就是在日本山林里当了13年野人的山东农民刘连仁。在这一选择上，可以充分看出这个人的智慧。他说，之所以首先选择刘连仁案，是因为他考虑，可以把刘连仁案当成整个诉讼的突破口。他谈了几个理由，其中最主要的两个是：一、刘连仁的事在日本家喻户晓，更容易在日本民众中赢得广泛同情，也使日本政府无法逃脱；二、他对刘连仁案事先做过分析，确定起码有一部分，必定能够胜诉，而胜诉则会对以后的诉讼形成巨大的影响。他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完全是按我们1995年提起诉讼时的设想进行的。

外人很难想象这些有良知的日本人帮助中国人同本国政府打官司所经受的艰辛。最大的艰辛可能并不是来自日本国内的右倾势力。最大的艰辛可能恰恰来自他们极力想帮助的中国人。

官方出于外交或者其它方面的复杂考虑，对他们的热诚并不欢迎，前些年，会给他们制造种种障碍。比如，事先约好的受害者突然避而不见；再比如，已经安排好的见面会又突然取消；再比如，受害者赴日到法庭上作证会在批准出国的手续上一再出麻烦；还比如，为他们搜集证据的学者会在私下里得到忠告。

我得公正地说，这种状况，近年来有了极大改善，起码，当局不再阻挠。比如，我这次采访没受到任何来自官方的压力。

令他们更感慨万千的是那些他们正在帮助的一部分战争受害者。

我没有权利指责他们。战争、奴役、贫穷，使他们从来没有接受教育以及接触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种境界的机会。他们把自己经受的一切当成了命运使然。当别人问他们对过去受到的伤害有什么要求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茫然地抬起眼睛，不知所对。如果解说得更详细一点，他们会眼睛发亮，因为知道可以得到金钱的赔偿。

当然，有人表现出铮铮硬骨，但相当一部分，就是这种蒙昧的状态(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完全忠实于当初我的感觉。后来采访到的事实使我对我的这一判断有了很大改变。事实上，受害者中间也有相当一部分表现出中国人的骨气和坦荡胸怀，他们为中国战争受害者赢得了日本友人的尊重。我以他们为骄傲)。

有人告诉我，代理慰安妇案的，是日本一位女律师。为了取证，她一次次自费跑中国。在山西，她曾经和慰安妇一起住在窑洞里，而有些人，把日本人都看成阔佬，还想在她身上敲下几个子儿。

我相信，有这种经历的一定不是她一个。

这也是我想在采访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之一：当你面对那些素质比较差的当事人的时候，你心里会想什么？你会卑视他们吗？我想对他说不要那样做。他们蒙昧，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生活在另外一种环境里。后来，时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我没来得及向他提出。但我想他不会的，因为活出来的人会比较容易理解没活出来的人。

还有的阻力来自长期的战争和隔绝造成的两个民族心理上深深的戒备和不信任。

他找到的每个受害者开始都对他们有深深的戒备：你们为什么要免费代理我们？你们在这案子里有什么好处？万一我输了你们怎么向我要钱？万一我赢了你们会把钱给我吗？

他们苦口婆心地解释着自己的动机。后来，他们和受害者都建立了比较信任的关系。我说比较信任，是因为那只是较之开始而已。事实上，就在我这次采访中，一个接受他们无偿帮助六七年的当事人还对我说：我懂点日语，小日本儿糊弄不了我。我不能全听他们的，他们到底是小日本儿。
我不能责备他。事实上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了这种戒备。

因此，这也是我准备在采访后期向他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代理诉讼的过程，也是互相沟通的过程。您可能发现许多事情是可以沟通的。但我相信您一定也会发现有一些事情到头来也是无法沟通的。告诉我，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我想象当初他们的情景：在国内忍受着右倾势力的巨大压力(换到中国，这样的人，完全是可以被骂做卖国贼的)；在中国，得不到支持；在当事人那儿，得不到信任。付出了时间、精力和金钱，支付着生命，到底为了什么？

而他们，仍然活得这样精力旺盛、热情洋溢、对自己和自己从事的事业充满了信心。

我想，能鼓舞他们的，只有信念――相信自己是在为日本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奋斗的信念。

(五)

他确实需要有智慧和有极大勇气的律师团队，因为，他们在日本法律和现行司法制度上遇到的障碍几乎是无法逾越的。

后来，在采访日本律师团下设劳工律师团团长高桥融时，他曾概叹在日本和政府打官司难。我问难在何处，这位律师面露为难之色，不知道如何把复杂的政体问题和法律问题向我这个中国人解释清楚。后来，他字斟句酌，非常吃力地向我解说着，唯恐说得不明白，但令他想不到的是，还没等他说完，我就听懂了。

我说：“也就是说，一个人，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是这意思吗？”
他说：“对，是这意思，可是你……？”

我笑了。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如何对他说的现象听不明白？

战败前，日本审判部门、检察部门和律师都统属司法省，任何审判都是天皇的审判，要按天皇的意志进行。战后，律协从法务省的管辖下独立出来，而法官一直属法务省领导，法官由法务省任命和委派。也就是说，当法务省作为国家的代表坐在被告席上的时候，坐在法官高背椅上的是他们委派的和受他们领导的法官。在这种司法体制下，法官和法务省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高桥先生举了一个例子：日本政府已经就刘连仁案的败诉提起了上诉，东京高等法院主审此案的法官已经确定，而这位法官先生就是初审时领导被告律师团的法务省官员。不过，高桥先生马上解释了一句：尽管如此，我们并不以为国家是有意选择这个人来对付我们的。

另外，二战结束时，由于美国的支持，日本天皇体制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原来天皇的法官摇身一变，成了“民主”的法官，也就是说，如果法官判战前政府在法律上有罪，也就意味着在判自己有罪。

至于法律上的障碍，只指出一点就可以了――在日本，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最长为20年，而到中国的战争受害者想到提起诉讼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50多年。事实上，许多索赔诉讼就是以这个理由不被法院受理，即使受理了，也以这个理由被判败诉。

也就是说，如果严格依照日本现行法律，所有的索赔诉讼都是不可能取胜的。

此外，在战前的日本，还有一条法律，叫“国家无答责”，意思是，如果个人受到损害，哪怕这损害来自国家，国家也没有理会和赔偿的义务，根据这条法律，国家可以对到战败为止发生的一切都概不负责。战后这条法律被取消了，但是根据法律不溯及以往的精神，对此前发生的一切，国家仍然可以用这条法律保护自己不被追究。

正因如此，后来别的律师告诉我，在这些对日本政府的诉讼法庭上，出现了非常有趣的场面――无论起诉方列举什么事实和证据，被告国家方的律师都一言不发，昏昏欲睡地任他们把法庭变成口诛笔伐的战场，因为他们知道，任凭对方说下天来，凭借这两条法律，任何法庭都奈何不得国家。
这种状况，直到东京地方法院判刘连仁胜诉时才有了改变。那一天，代表国家的律师突然慌成了一团。

他们低估了这些富有正义感的律师们的智慧。

在整理采访笔记的时候，我把他们的诉讼策略，整理了以下三点：

一、用国际法来逾越日本法律。国际上，对奴役劳工、战争受害，有着详细的索赔条例，并且明确规定，战争赔偿，不受诉讼时效的规定。

二、用法的精神，逾越法的条文。各国民法的精神都大致相同，那就是公平正义。在他们的辩护词中，我屡屡看到，当被告方用法的条文反对诉讼请求的时候，律师们引用这一法的精神反驳说，这种说法，不符合公平正义的法的精神。

三、找到胜利的突破口。如上所说，他找到了刘连仁。

在刘连仁诉讼案中，刘所诉受侵害的事实大概分两部分，一是被强迫抓到日本做劳工并受到奴役待遇；二是逃亡到山上在战争结束后又过了13年非人生活。这位律师说，前一部分，在现行的日本法律下很难胜诉，但一定要提出来，要强迫法庭认可这个事实，认可事实就是胜利，就可以让日本国民知道；第二部分，则是必定可以胜诉的。这一部分认定的是日本政府可以救助而没有尽到救助责任的事实，而战后，国家无答责的法律已经不复存在，国家对它的责任造成的损害事实有应答的义务和赔偿的责任。他说，只要这一部分胜诉了，那么，刘案就成为战争索赔胜诉的第一个突破口，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六)

刘连仁这个名字，曾经有个时期，在中日两国都家喻户晓。这位普通的山东高密县农民，1944年外出打工回来，啃着一块干粮、披着那件妻子还没来得及缝上衣领的棉袄被传到村公所问话，就此被掳到日本北海道煤矿上做劳工，一年后不堪奴役逃亡到山林，一直到1958年被人发现。在北海道的山林里，他渡过了13年的穴居野人的生活。

历史有时候会选择某个人来承担某种责任，刘连仁，这个几乎大字不识一个的普通农民，注定是要再一次被选中并永远记载在中日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

提到刘连仁的时候，小野寺先生和他的同伴们脸上写满了敬重。

他说，当初他找到刘的时候，就对刘说：他代理刘的案子，但目的不是他一个人的诉讼，而只是要用他的案子做突破口，迫使日本政府最终解决战争期间奴役中国劳工的问题。在刘案上，他们要起诉的是日本政府，一来，当年加害刘连仁的企业已经不复存在，二来，他们有意通过刘连仁案，把日本政府直接拖进战争赔偿诉讼中来。

小野寺先生说，当时，刘连仁听懂了，并慨然应允。尽管当时刘连仁已经80多岁，尽管他知道一旦被纳入如此庞大的一个战役中，在有生之年很可能得不到任何赔偿。

对他的过去，也许只举出一个小小的例子就可以说明他的气节和为人――
1958年，当他在北海道的山林里被人发现时，13年穴居的生活已经使他几乎忘了人的习性和人的语言。3个月后，他被送回中国时，日本各界为他捐了数目不菲的一笔钱，刘分文未取，全部送给了当地的中小学。当他登船时，当时日本的官房长官岸信介到码头上去送他，又拿出20万日元给他。
刘问：这钱是谁的？如果是你个人的，你是好意，我收下，如果是日本政府的，我不要。岸信介含糊其词，于是刘一把推开，然后身无分文地上了船，并且在上船前当着许多日本媒体的面，公开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赔偿要求。

习性和语言都丢了，一身的骨头还没软化。我的父辈和祖辈们，曾经活得这样刚硬！

50年后，当他到日本法庭上作证时，被告律师问他是不是识字，他回答说识。可实际上他识的，差不多只有刘连仁3个字。儿子说：何必这样呢？你这个年龄，文盲也没人笑话。他回答说：我在日本人面前再也不想输一点儿了。

还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对日本律师说，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将继续替他打官司，儿子不行了，有孙子。小野寺先生从他的话里一定想起了中国的愚公移山，后来他在一封致法院的信中引用了刘的这句话，对法院说：不要指望拖下去，以为拖到中国的战争受害者死光了就没人追究了，但他们还有儿子孙子。

在刘连仁身后，我看了一些他接受中国或日本媒体采访的录相。其中有一段是他在日本电视台做的访谈节目――电视台的主持人问他：为什么50年后才想到提起索赔诉讼？我想这位主持人大概希望刘连仁义正辞严地说出一番道理来，但刘连仁只是硬邦邦地答：嗯。主持人以为他没听懂，又问：您过了50年才提起诉讼是吗？刘连仁还是硬邦邦地答：嗯！

我猜他的画外音是：你别和我谈法律，我受了害，什么时候想讨还公道你都不能说晚。那是我的事。

从刘的身上，我想到，不要抱怨自己在国外或者在什么人面前受人歧视，只要你活得真的像个人，你就会赢得尊重，哪怕你是大字不识的农民。
刘连仁诉日本政府案经过漫长的诉讼，其间开过十多次庭，刘连仁多次赴日出庭作证。有一次，对方律师一连向刘连仁提了180多个问题，刘连仁句句掷地有声，没出一点差错。有人对刘连仁惊人的记忆力表示惊讶，刘的儿子说：那些事，纠缠了刘连仁一辈子，他就是想忘也忘不了。

刘连仁没能等到胜诉那一天，去年底抱憾而终。刘连仁的儿子和小野寺先生重新签订了委托书，继续打着和日本政府的官司，而法庭也更名为追悼法庭。

今年7月12日，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宣判了刘连仁诉日本政府奴役劳工案，刘连仁的儿子抱着刘连仁的遗像上了法庭。一切如小野寺先生当初所料，对战争期间的事实法院给予了认定，但以超过诉讼时效和战前国家无答责为理由驳回；对战后13年，法院以日本政府该救助没救助为由，判日本政府败诉，赔偿金额不低于两千万(刘连仁起诉书中提出的全部赔偿金额是两千万)。

刘的儿子介绍说，当法院宣判最终结果的时候，对方律师乱做一团，而这些为此案奋斗了6年多的律师都哭了。律师团团长尾山宏没哭，但当刘的儿子和他握手时，这位70多岁的老人居然一下子瘫倒了在地下。

谁能体会他们那一刻的酸甜苦辣？

当夜，他们喝酒到天明。

(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