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黄琨报道】北京城区拆迁问题引起强烈民愤，多维社曾多次予以报道。这个严重的问题，终于在中国大陆报刊曝光。《南方周末》7月4日以突出地位、大量篇幅发表驻京记者南香红的《南池子之劫》，张捷《北京，走调的危房改造》、《北京城居词典》等文章和照片。

多维社最近数月连续收到从北京发来的报导、申诉等大量稿件，从各种角度充分反映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仅仅从今年3月到5月，多维就连续刊出《北京大兴土木古迹现危机》、《北京一个巨大黑金利益网正大规模地圈地和掠夺老百姓的财产！》、《老北京风貌将不存在》、《是谁在迫害中国科学院红楼区的老人？》等多篇报导。

南池子在北京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位于故宫东南侧，历史上它是紫禁城的一部分，曾作为官署和库房用地，一直是不能随便出入的禁地。民国时期发展成为以居住为主的街区。近百年来，厚厚的高墙不仅屏蔽了长安街的车水马龙，保有了南池子幽静与安宁的风格，还基本完好地保有了北京传统民居区的风貌、格局及氛围。“捷报司”、“缎库胡同”、“灯笼库胡同”、“瓷器库”，古老的名字、上百年的老宅蕴含着古老的历史。2000年，北京市有关部门划定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南池子是其中的修缮与改建试点。

今年5月14日，两张“北京市东城区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试点)修缮房屋和改建实施细则”(下称细则)贴在了南池子大街的墙上。细则的落款没有公章，没有单位，只署有日期。宣布将拆除南池子240个院落中的231个，拆除后的核心地带计划修建2层的单元式小楼，美其名曰“四合楼”，用于居民回迁，其余的拟建一批高级商品房。细则给居民安置问题提供了三种办法：回迁、异地安置和货币补偿，并要求南池子的900多户居民必须在一个月内全部迁出。

住南池子大街80号院的沈桂芝大妈说，她忽然发现家的院墙被画了一个大大的白圆圈，圆圈里面是一个大白字――“拆”。拆迁受到了2/3居民抵制，一是因为细则与市政府的规划完全相悖，二是因为居民认为三条安置办法“都是死胡同”。从5月到6月底，只有1/3的居民主动迁出，600余户居民拒绝搬走。

一封由15户私房主签名和一封由130多位居民签名的投诉信分别被交到了北京市长、东城区长和东城区房地产经营管理中心主任手里，同时也使南池子居民和拆迁部门的对立达到极点。

在接到了“必须在6月16日之前搬走，否则每天罚款500元”的最后通牒后，拖拉机出现在南池子，居民们的房子开始陆续被强行拆除。“十几个人上房就揭瓦，见了玻璃就砸。”居民们说。

6月11日，北京市长刘淇赴南池子“微服私访”。“市长指着普渡寺西巷的一处房子说：‘这么好的房子也要拆？把那个拆字抹了！’”市长的到来为居民们增加了坚守信心，却没能使对南池子的洗劫真正停下来。80号院就是在市长微服私访后被拆掉的。沈桂芝大妈说，拆房人对她说他们是从监狱里出来的，他们在墙上挖了洞跳进院里，先是把东屋的门砸了，然后把房上的瓦揭了下来。第二天，这些瓦就被拆迁的人卖了，而房檐上拆下的精美木雕当时就被人偷偷装进了口袋。

报导说，南池子的问题引起了学者与专家的关注。北京市建筑工程学院姜中光教授等多位专家明确指出这次修缮改建方案的问题：一、缺乏统一的组织和认真的研究，随意扩大试点范围，更改保护规划和策略，将改善类和改造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别简单归为改建类，许多风貌和质量较好的院落被强制拆除。二、缺乏居民的参与，没有发动和利用居民对历史保护的积极性，使得保护方式简单化，无法实现将社区建筑和政府行为结合的可持续发展方式。三、将《北京市关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内房屋修缮和改建的有关规定》中保护为主、保持原有风貌、以院落为单位修缮改建、居民自己决定去留的方式完全抛弃。

南池子实施的拆迁方案并没有得到北京市规划主管部门批准。6月下旬，北京市召开了一个由刘敬平副市长主持的有关南池子修改方案的论证会。与会专家说，有关方面提出的方案中，受保护的四合院已从原来告示中的9个扩大到20个。“以拆促迁”的行为已经停下来了。但这种停止是暂停或终止？

《北京，走调的危房改造》写道：“危改，在1990年实施之初，曾经引来老百姓的欢呼，然而很快地，人们就发现，由于权力不放，论证不到位，危改不时地演变成强暴与掠夺。”

北京市规划局原局长、总建筑师刘小石说，最初的改造是富有成效的，危改的狂热开始于1992年，北京市将危改项目的审批权下放到了区政府。“一些人认为房地产可以空手套白狼。全区各系统各单位都争著上危改项目。区政府部分单位办公用房紧张，选块地；街道经济要发展，选块地。”原为北京市东城区规划委的一位工作人员撰文探讨危改问题时写道。“似乎只要开发商不提出拆故宫，哪儿都可以立项改造，这怎么行？”

1993到1995年间，北京出现了700多家市、区所属的项目公司，他们举起参与政府“安危解困”的牌子，以“先划拨，后出让”的形式拿到土地使用权。

一方面获得大量区位优良的土地，另一方面享受政府给予的各项优惠政策，一些海外投资商也积极介入危改。常见的模式是：拥有地皮但缺少资金的国有开发公司与海外投资合作，组成项目公司。这种方式被称为“借鸡生蛋”。危改立项从旧城周边渗透到中心部位，从分散的点、片发展到连点成片、连街成片。1992到1997年间，北京市立项的危改片达到114片，近11.8平方公里，占整个旧城面积的1/5。

一些王府和保存较好的四合院因为地段好、人口少、拆迁费用低而被首先选中。危房问题比较严重的地区恰恰成为弃儿。被圈入危改片的房屋一律拆除重建。关于危改的“四三三”民谣流转在北京民间。开发商“四快”：快轰、快拆、快盖、快卖；官员“三拍”：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旧城“三光”：房拆光、人搬光、树砍光。

1998年之前，北京市拆迁施行实物安置，大量的居民被搬迁到了远郊区县。“表面上，我们获得了更宽敞的房子，但是得不偿失。”很多被迁居民这样说，“就医、工作、孩子上学都是麻烦。”1998年12月，北京市出台了新法规，改实物安置为货币安置，但是这并不解决根本问题。许多居民反映，货币安置标准偏低，拿着拆迁款却在市里买不起房，只能住到远郊区去，一些居民称其为第二次插队。

1998年5月7日，法国《世界报》出现了不无讽刺挖苦意味的标题：“让上千个曼哈顿在古老的中国遍地开花吧”。文章说，标志着北京特色的四合院　同正在被消灭殆尽，土地投机者正在毁掉连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可以保存下来的一切。法国《费加罗报》则说：“今天此地的开发商们正在像摆葱头一样密密排列着他们的塔楼。似乎没有什么可阻挡住这场文化的自杀。”

北京广渠门内大街207号四合院，是惟一被学术界认定的曹雪芹故居遗址，因广安大街扩建而面临灭顶之灾。新华社记者探访部分屋顶和墙已严重破坏的区级文保单位蔡元培故居时，被市政工程工作人员大声责问：“这个院子，它值得保吗？你看，就这房子，是文物吗？”宣武区政协纪念戊戌百年座谈会的同一天，民工对戊戌变法的纪念地粤东新馆挥起了镐头……难怪李苦禅之子、全国政协委员李燕说：“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中国就只有首都没有北京了。”

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一切？“政绩和利益。个别管事的人一见香港的房子那么高那么亮堂堂的，就已经倾倒了。而开发商是为了赚钱，把你变成丑八怪也无所谓。无知啊，无畏啊。”原北京市规划总建筑师刘小石说。

1990年大规模危改开始时，旧城内约1/3的房屋是危房。现在，大部分旧城居住区已经被划为危改区落入开发商手中，还有大量已经列为危改的项目尚未启动。这给旧城带来了新的麻烦。什刹海烟袋斜街一带，90年代初房屋质量还相当好，1993年划定危改片后房屋质量迅速下降。一个地区一旦被划为危改区，各种买卖交换商业的行为会立刻停止，房管所和居民也不再对住房进行正常维修。

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外建筑师对北京表示了普遍的失望。一篇名为《北京：世界建筑中心》的文章，将这个城市评价为“集中体现了世纪之交建筑和城市发展的种种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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