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从科尔特兹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和高行健一样充满了对一个“被囚禁的人”的非命运的关注。高行健的一篇小说标题是《一个人的圣经》，同样地述说一个人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大难中的不幸遭遇。其主人公也是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知识分子，他在文革浩劫中的所作所为，也是为了生存，为了“活着”而已……

（星星生活特稿作者雷声）2002年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向匈牙利作家伊姆雷-科尔特兹（Imre Kertesz，1929-）授予今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将获得一千万瑞典克朗，相当于110万美元的奖金，以表彰他的坚持写作“个人在反对历史的野蛮摆布中脆弱的经历。” 伊姆雷-科尔特兹，将于今年12月10日同其他获奖者一起参加颁奖典礼，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手中受奖。这一天是瑞典学者和发明家诺贝尔于1896年逝世的周年纪念日。 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特立尼达-多巴哥出生的英国作者V.S. 奈波。前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籍中国作家高行健。

1929年9月11日，科尔特兹出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里。1944年，科尔特兹经历了德国法西斯迫害和放逐犹太人的灾难。作为一个15岁的犹太人少年，他和7000名犹太人一起，从布达佩斯被逮捕和放逐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后来转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第二年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获得解放。1948年起，科尔特兹在匈牙利的一家党报做记者，1951年被开除，送到军中服役2年。自1953年起，科尔特兹 一直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致力于写作和翻译，达半个世纪之久。他曾把许多思想家的著作翻译成匈牙利文，如：维根斯坦（Wittgenstein）、弗洛依德(Freud) 和尼采(Nietzsche)。

科尔特兹的文学成就主要是他创作的小说和散文。他的第一部小说是在1975年由南方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无命运》（Fateless，or A Man without Destiny，或译《一个没有命运的人》）。在这篇成名作中，科尔特兹根据自己曾是德国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的经历，描写一个男孩科维斯被关进集中营以后的遭遇。面对苦难和死亡的威胁，少年主人公表现了一种以平常心对待生与死，对待命运和非命运，以及对待自由和求生存的需要的态度。对他来说，奥斯威辛也是他自己的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虽然它是一种历史强加给人类的非人的遭遇，但是他已经适应了它。小说的标题“无命运”即喻指这种“非人的命运”或“非生活”而言。作者对于主人公的集中营的恐怖经历，是从超越时空的独特视角进行观察和叙说的。他完全不同于一个一般读者从个人经历的角度对恐怖所进行的观察和思考。瑞典科学院在颁奖辞中说：“科尔特兹的作品展示了一种可能性，即作为一个人有可能在那个时代继续地活下去，并且在人类完全被政治权力所左右，愈加变得完全屈从于社会力量的时代里，进行个人的思考也是有可能的。”颁奖辞还说：科尔特兹作品中的奥斯威辛“是在现代生存状态下，有关人的毁灭的终极真理。”

科尔特兹的第二篇小说《可耻的下场》(Fiasco, 或译《惨败》，1988）,是对于 “人生无命运”这一思想的继续探索。如果说，在前一篇小说中表现了一个人在集中营里的事实上的囚禁生活，那么在这一部小说中，则是人的精神和思想在共产主义统治下被囚禁。你看，在布达佩斯，科尔特兹和他的妻子住在28平方米的一间简易屋子里，住了35年之久。他写的第一部小说曾被一家国家出版社拒绝出版。1975年在匈牙利面市时，只印了很少的数量，而且不为公众所知。数十年来，科尔特兹为了生计，不得不为剧院写一些轻松的小品。1989年，柏林墙被拆除的事件，标志着冷战结束。接下来，他的第一本小说于1990年在德国出版，引起欧洲文坛的注意，并获得匈牙利和德国的文学奖。在1999年又在德国出版了这本《可耻的下场》一书。其中的主人公完全是作者自己记者生活和性格的自画像。

1992年在德国出版的小说《为未出生的孩子祈祷》(Kaddish for a Child not Born)，是科尔特兹的“没有命运的人们”三部曲的第三部作品。标题喻指人生为未生，人生不过是一种“存在，”或者可以说“活着”即“existence”“survival”而已。它是“无命运”和“无生命”主题的延伸和继续。它的叙事语境已经是比较宽松自由的社会氛围，但是作者仍然以一个奥斯威辛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身份来述说。他把读者再次引到历史对一个人造成的巨大苦难之中。其中又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伤害和洗刷不尽的耻辱。这些都在作者自述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生活中得到真实的再现和深刻反映。这本书出版之前，科尔特兹于1998年发表的第二本日记中这样写道：“我是一个不同的人。我把1991 C 1995年的事情记载下来，也记录了作者自己的存在。我保存了40年之久的那个囚室的门，慢慢地打开了。它痛苦地吱吱地尖叫着，仿佛它足以使我迷惑。”可见科尔特兹在少年时代的集中营生活经历，对于他的印象和影响极其深刻。现在这位作家已经73岁了。他所写的每一篇小说，都离不开奥斯威辛。他说，他在开始写作每一篇小说之前，首先想到的就是奥斯威辛。

无独有偶，从科尔特兹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和高行健一样充满了对一个“被囚禁的人”的非命运的关注。高行健的一篇小说标题是《一个人的圣经》，同样地述说一个人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大难中的不幸遭遇。其主人公也是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知识分子，他在文革浩劫中的所作所为，也是为了生存，为了“活着”而已。高行健之所以把这本书称为一个人的圣经，同样地喻指在文革中人的非命，或捉摸不定的命运，即无命运。因为按照字面上的理解，圣经是超人的，是上帝的，是主宰人类和宇宙万物的。在那种特定的，面临恐怖和死亡的岁月里，个人和群体已经从原来意义上的人发生异化。科尔特兹曾对他所描写的人物，发出这样的疑问和感叹：“看吧，难道他们还是人类（Human being）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现代人惊心动魄的，又发人深思的问题。在我们中国话里，形容一个人的死亡，可能会说他是“死于非命。”现在科尔特兹的小说，为我们的文学词语提供了一个补充：原来世上还存在着一种“活于非命”的人们。

写于BC省列治文市
200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