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笑话说道，华人移民迅速增加，社区力量加强，导致主流社会的紧张，害怕华人挑战。结果，他们到唐人街参观，看到数不清的宗亲会和同乡会旗帜，马上放下心头大石，因为他们认为华人内部门户太多，勾心斗角严重，一盘散沙，不可能对主流社会形成压力。当然，华人社区强大，并非是为了夺权，但是因为内部分裂，造成力量涣散，无法以强大的声音说出自己的利益诉求，确实是一个事实。

其实，在北美华人百年历史中，同乡会扮演的是拓荒者的角色，也是唐人街兴起的基础。麦谦礼这样写道：十九世纪后半期，华人大量移民到海外，人地生疏，举目无亲，语言隔阂，心理上社会上和经济上的需要促使他们以同乡会的方式集体聚居，许多城镇出现华人区，又称华埠，唐人街，或者唐人埠。

我曾经这样写过：同乡会和唐人街的最初功能就像一个堡垒，给离乡背井的漂泊者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巢，那里有乡音，有安慰，有来自家乡亲人的消息，有在危机时刻伸出援手的朋友，当时地缘性的会馆（据麦礼谦所述，会馆组织概念是借鉴于明清时代中国在各地的同乡组织或工商界同乡的集会馆舍），帮会（主要是洪门系统），行会等各种互助团体就在唐人街蓬勃地发展起来。在华人做苦力被歧视的时代，同乡会像狂风巨浪中的小舟，载着遍体鳞伤的中国人，靠着同舟共济的力量，渡过了重重关山，让华人社区生存下来，并在日后长成参天的大树。

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就有勾心斗角。同乡会和会馆当然也存在着不少流弊。清廷驻美国檀香山第二任总领事，维新分子黄遵宪上任后进行调查，就发现“会馆进项较大，而不以公众捐资办公众善事，各馆实有不能辞其责者，其声名之坏，实有以面谤之处，无怪乎人之恶之”。梁启超游历北美，看到同乡会各行其是，也发出中国人一盘散沙的感叹。麦谦礼写道：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华人人口增加，社会矛盾日趋激烈，在当时美国种族主义排挤与压迫之下，华人是美国社会鄙视的种族集团，华人社会也沦落为一个贫困而罪恶滋生的渊薮，“堂斗”现象层出不穷。

到了今天，因为北美民主教育深入人心，华人教育水准也普遍提高，同乡会（宗亲会）的运作也日渐透明公开，昔日的弊端也逐渐消除。由于中华文化传统历来注重乡情，同乡会逐渐演变成松散的联欢性侨团。沟通信息，慰籍乡情成了主要的功能。当然，在有事情的时候，同乡会也是凝聚华人力量的重要“指挥部”。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同乡会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也有人为了做侨领，就胡乱组织一个同乡会，水准很低，只是“侨领”在两岸三地“谋私利”的招牌，也有人只是出于立山头的狭隘视野，为了打擂台而建立同乡会。我觉得，在有心人和乐于奉献的领袖的领导下，同乡会的功能可以加强，扶助弱小，主持公义，应该是同乡会的原则。但是，为了克服一盘散沙，同乡会可以进行三个梯次的团结。

首先是同乡会之间的团结。人多了，一个地方可能出现三四个同乡会，大家是否坐下来，好好谈一下，合并成一个同乡会，下面组织各个功能团体。其次是在同乡会的基础上，成立联合会。北美最早的中华会馆，就是在美国通过排华移民法案的同一年诞生。再次在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全国性的总会，彼此容纳，多元共存，在最大的公约数上，列出华人最关心的利益诉求。

如果没有这样的团结与超越，同乡会成了每个华人的终级组织，宗亲同乡的认同成为判断一切事情是非的标准，那华人的力量不可能发挥，也与加拿大第三大族裔的地位不相称。评价一个同乡会的素质，不但要看是否“人多势众”，更要看这个同乡会慈善捐款有多少，会员选举时投票人数有多少，帮助新老移民的成绩有多少。同乡会有了高标准，好的领袖才会出现，不要让侨领的构成是“劣币逐良币”。说到底，海外华人不管来自何地，大家都是同乡，团结才有力量和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