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高慧文章指出，正在狱中服刑的云南红塔原老总褚时健并没闲着：报载，红塔目前经营状况不景气，现任领导不时来探监问计，红塔推出的两个香烟新品种就是褚的点子，更有“褚将复出红塔”的传闻。有法律界人士一番论证，得出褚复出“理论上假释最可行”的结论。报道行文之中，流露出对褚吒叱市场的怀念，寄托其挽狂澜于既倒的厚望。

不管如何论证，褚时健今生要重掌红塔是绝对不可能的。按照刑法规定，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必须实际执行１０年以上，才能适用假释。若国家政治、国防、外交、民族、宗教等方面有特殊需要，可不受此限。红塔存亡，可能对云南省的财政收入有影响，但不会危及国家经济基础，况烟草本来就是夕阳行业，在国家经济所占份额将越来越少。因此，褚时健不属“特殊需要”，不可能提前获得假释。１０年之后，即使他仍然身康体健，一个有犯罪记录的人能担纲一家大型国企吗？

其实，褚时键不可能复出红塔的法律解答并不难做出。在褚刚刚服刑三年时，媒体上便刊出这样的“呼声”，对褚时健能力的肯定及遭遇的“同情”（褚供职红塔１８年，为国贡献利税１４００亿元，自己收入不到８０万元），跃然纸上。从中看出“老总高薪制”的效力可疑。褚的继任者现在年薪加奖金超过百万元，褚一生的工资加起来也没这么多。红塔的现状证明，高薪并非国企兴旺的立竿见影之策，除去老总个人能力不说，干部遴选机制也成为国企发展的障碍。

党政干部的一个产生渠道，便是国企领导。这固然有其优势，但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对大部分人来说，政治成就比经济富足更能体现个人价值。企业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入仕以追求最高官位为目标。两种目标集于国企老总一身，无论做何取舍，他都对放弃另一种目标心有不甘，于是就出现短期效应、得过且过，“穷庙富方丈”等“国企综合症”。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和相对稳定的官场之间，后者无疑更有理由成为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

所以，“褚时健复出”的呼声反映出国企人才的匮乏，亦即职业管理人才的匮乏。作为掌握大型国有企业的老总，需要专业化和职业化，而不能用管理党政干部的模式，也不能给他们太多太容易入仕的机会。这样，国企才不致成为个人晋升的垫脚石，而真正成为社会财富的孵化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