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打工真的不容易。以色列的中国劳工遇到被驱逐出境的威胁时，第一个想找的人就是她。但现在，这位供职于以色列惟一的中文杂志《北京──特拉维夫》的华人女记者，被以色列当局强行驱逐出境。她为中国同胞在以色列的利益而奔波；但到头来，自己却没有摆脱“非法劳工”在这一国度的惯常遭遇。

外滩画报文章茅文贤报导，9月9日下午，在南京总统府附近的一幢老式楼房，记者找到了刚刚回国的曹新。曹新很瘦，但是据她自己说，现在已经胖很多了，“在监狱那两个半月，我只有40公斤。”

2003年4月9日，曹新正在办公室和客户谈广告的事情，突然几个年轻人闯了进来，把《北京──特拉维夫》主编Yossi叫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们找到曹新，说要带她去警察局。“我当时没想到那篇文章的事情，以为是弄错了。”曹新说。于是她拿出自己原来的陪读签证及正在办工作签证的证明。

“他们称要拿回去鉴定真伪，要求我跟他们走一趟。在警察局里，我看到预审官桌上放着我们的报纸，我终于明白了。终于还是闯祸了。”曹新回忆道，当时不停地有警官进来，叉着腰看着她，然后对预审官说“就是她”。

祸起于2003年1月份。当时曹新和犹太人Yossi Eitan创办了以色列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北京──特拉维夫》。据了解，这份中文报纸并没有取得刊号，但据以色列有关部门介绍，政府对该刊出版曾予以同意。看来，这次逮捕与杂志没有取得刊号本身应该没有关系。

即使在巴以流血冲突持续进行的今天，在以色列打工的中国人仍旧数以万计，其中相当数量的中国劳工在打工挣钱和安全之间，选择了前者。图为7月18日，在前一天的特拉维夫爆炸事件中受伤的中国工人孙美昌（左）在医院里接受以色列警察（右）的询问。(新华社图片)

以色列方面的理由是曹新的签证在2月份的时候已经过期，属于非法劳工；外加《北京──特拉维夫》是一份没有刊号的非法出版物。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就出在第2期(2月号)上一篇涉嫌“教唆”的文章。曹新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告诉在以色列的中国劳工，在面对移民局警察时怎样以合适的理由要求保释，怎样把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在文章末尾，她“告诫”大家，出门最好不要携带护照，以便在被警方逮捕后可以因为缺乏证件而延缓遭驱逐出境的作业程序，为保释争取时间。特别是最后这句话，更犯了以色列的“大忌”，激怒了当地移民局。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曹新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性。现在想来，她认为自己当时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是“同情心多于脑子”。

曹新的签证在2月份和丈夫离婚后就已经失效。之后，她从国内调了6万美元进“北京──特拉维夫翻译公司”，准备把原来的陪读签证延期后转为工作签证。“其实我当时也不知道像我这样的情况也算是非法劳工，是不能在以色列工作的。”

曹新告诉记者，2000年以后，以色列的中国劳工潮迅猛发展，在中东地区，以色列是接纳中国劳工最多的国家。据她了解，许多中国劳工通过合同由外国建筑公司代理签证出国。在以色列，这些正规的建筑公司上班每月工资只有四五百美元，而如果在外面做的话，一天就可以挣到一两百美元。许多中国劳工因此毁约脱离公司。但也有老板为了拖欠工资，在月底的时候，把劳工们派到别的公司，然后做假举报。

即使在巴以流血冲突持续进行的今天，在以色列打工的中国人仍旧数以万计，其中相当数量的中国劳工属于“延期滞留”的非法劳工。这个数字在最新几轮的自杀式爆炸事件后有所下降。不过，很多人还是在打工挣钱和安全之间，选择了前者。

以色列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劳工黑市一条街”。每天清晨五六点，这里都会聚集大量的外国劳工，等着一些小公司或者包工头将其领走。有些包工头利用劳工身份不合法的弱点，经常会恶意拖欠劳工工资。遇到这种情况，中国劳工一般不敢报案。有些包工头还会在工作临近结束时，将工人的住处报告给移民局警察，让他们两手空空地“打道回府”。“按照以色列的劳工法，外国劳工只要离开帮他们代理签证的公司，他们的签证就无效了。但是多数中国劳工都不知道这些，而且几乎都不会说英语和希伯莱语。有苦衷也无法表达。”曹新告诉记者。

曹新曾经教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就用英语说“我要律师”。可是他们都不会说，她只好用中文把这句话写在纸上──“爱旺特老爷”。“我也知道他们这是违法的，从道理上我不应该写文章教他们这些。但他们实在是太可怜了，对同胞，在道义上我又不能不帮他们，他们有权知道更多的权利和信息。”曹新曾多次到监狱探访过那些中国劳工，“他们真的就跪下来求我救救他们，为了出国，有的欠了10多万元的高利贷。如果还没有挣够钱就回去的话，那这一辈子就完了。”曹新表示，在以色列办中文报纸，也主要是想帮助在那里的中国劳工。“虽然是非法劳工，但是他们也是人，是我的同胞。”

在以色列移民局的拘留所，曹新整整待了两个半月。两个半月中，她的心不断地在希望和失望中起落。6月11日，几个便衣警察告诉曹新，她自由了，要送她回特拉维夫。但是，曹新出门的时候却被要求戴上手铐，并且不准她拿回自己的手机。此刻她已经预感到事情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果不出所料，车驶向了以色列机场。

《国土报》是以色列的主流媒体，该报的出版人斯考肯为打破僵局，曾表示愿意雇佣曹新，这样她就可以获得工作签证。但是以色列副总理奥尔默特主管的工业和贸易部却不同意。根据以色列法律，该部门负责审核外国劳工的签证。斯考肯后来又多次致函警察部门和法院，要求他们重新考虑驱逐曹新这件事，但该申请也被以色列高等法院驳回。

就在斯考肯想努力留下曹新的时候，曹新第二次被带到了机场，准备遣送回国。但她行李还没有检查完，又莫名其妙地被带回了拘留所。据耶路撒冷的记者称，关于驱逐曹新一事，在以色列内部引起极大的争议。以色列当地媒体和人权组织、外国劳工联合会，甚至以色列内政部长波拉兹都表示，如果仅仅因为曹新撰写了什么就遭到逮捕和驱逐，这显然有违“舆论自由”。可能正是在波拉兹的积极努力下，曹新两度被送上飞机等待遣返，但又在最后关头被押送回来，以等待新的机会。

曹新的同事兼“难友”李云飞也曾对媒体表示，她能出狱并获得工作签证，也同中国驻以大使潘占林和以色列内政部长波拉兹的努力分不开。波拉兹认为，在以的中国劳工很多不会英文和希伯莱文，《北京──特拉维夫》这份中文杂志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但最终，在以色列总检察长的干预下，曹新于6月25日晚上11点被强制驱逐出以色列。

曹新被捕以后，《北京──特拉维夫》的售价从5谢克尔(即以色列镑，1谢克尔大约相当于2元人民币)涨到了10谢克尔。“因为中国劳工们表示希望这份杂志能继续生存下去，为此他们情愿多付10元人民币，也要看到它。”曹新说，被捕之后，杂志也从月刊改为半月刊，而在此之前报纸几乎没有赚钱。谈起这件事，曹新认为自己是作出了牺牲，但是并不后悔。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的话，她表示还是会写那篇文章的，不过在语言处理上可能会隐讳一些。